台港政治迁变与北京的参照

[陈子帛]　（2008-08-30）

　　两岸三地以及华人社会都在高度关注陈水扁家族涉嫌海外洗钱事件。诸多种种，在大陆和香港，都被赋以负面的意义。而这些负面解读，未必客观反映了过往二十多年台湾社会以及民主化转型的全部。这样历史画面的重复和定格，正在向世人证明，在告别军事威权体制、在政治民主化中先行一步，并扮演某种标杆角色的台湾，在进入第二次政党轮替的历史拐点中，仍无法避免“阿尔及利亚化”规律。这在宏观的角度上，再度印证了“陈水扁现象”的必然。

　　或许可以说，在国民党长期存在的党国体制躯体内萌发和衍生的本土政治反对运动，很难在较短时期内彻底清除旧体制的遗迹。这样一个党国体制，即使透过“不流血的革命”，以选举投票的形式，让一个不成熟的政治势力匆忙取代原来的执政力量，并在庞大的行政体系消极怠工、“朝小野大”格局及在野党强力杯葛之下，新体制的重构不仅难以起步，堪称几近付诸阙如。

港台民主化与新加坡模式

　　中外学者对中国近现代史特殊的“庇护—分赃”互动模式，以及国民党执政期间错综复杂的政商关系早有精辟的分析。“庇护—分赃”模式在李登辉主政后期愈演愈烈，“黑金政治”更是促成政党轮替的关键因素之一。在旧体制躯壳里组建的新生政权和主政者，迅速适应了旧体制长期存在的负面基因，甚或有过之无不及。国民党尽管失去政权，却仍然维持着党营事业，为国民党的卷土重来不断输血。而陈水扁主导之下的民进党，最终只能回归“庇护—分赃”的利益换取模式，这也就使政商关系盘根错节延续下来。加上陈水扁的贪财、惧内、不敢负责等人格缺陷，遂使集体性贪渎事件屡见不鲜。陈水扁家族涉嫌贪渎和海外洗钱，只是其中一个最典型案例而已。在红衫军发起反贪倒扁运动时，他和民进党的政治命运已明朗化。

　　两岸三地在进入2008年之后，不约而同地站在社会变迁的十字路口。

　　已经回归十一年的香港，再次迎来了立法会选举。在“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特定的政治条件下，无论是殖民地时代，还是所谓“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当下，香港在政治民主化进程中一直缺乏率先发言的能力和勇气，“鸟笼政治”一直是人们对香港民主化进程的揶揄和调侃。

　　在论及华人社会政治民主化问题上，来自台湾的观察家多半不会掩饰居高临下的优越感，而香港在模仿和学习台湾选举文化的动员模式，也有诸多“表层”进步。时至今日，似乎没有人会对香港民主化前景抱有乐观的期待和展望。但人们也注意到，和台湾不同的是，香港的政治选举是在法律制度相对健全的条件之下进行的，无休止的选举文宣费用，明目张胆的买票，形形色色的贿选，巧立名目的利益输送，甚至于桩脚文化等，很难在香港得以大面积生存和蔓延。类似陈水扁家族式的贪渎，民进党集体性的腐败，或者接近黑社会生存发展模式的“庇护—分赃”，几乎难以在香港寻觅到滋生的土壤和生存的空间。

　　随之而来的思考是，尽管进展缓慢，民主化步伐仍然蹒跚行进，但“香港模式”在陈水扁家族涉嫌贪渎和海外洗钱不断被披露之后，似乎也给人们提供了一种法治框架之下循序渐进推行民主，有别于台湾模式的另一个选择。

综合各地经验，作出客观判断

　　在大陆依然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时候，处于边疆地区、仍实施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民主制度何其脆弱，都市中产阶层对政治参与的先天不足，多半时间表现的政治冷感，又是何其突出。这一切已严重约束了香港政治民主化的步伐和进程。

　　但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已将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全民普选的时间表确定在2017年，一个特别行政区的最高领导人，将在不到十年之内采取直接选举的方式。也许，已经可以用选票选出最高领导人的台湾，对如此漫长的等待不屑一顾，但对于迄今为止的民主试验仍止于村乡镇一级的大陆，香港的民主转变和任何点滴进步，所产生的辐射影响效应其实并不亚于台湾。

　　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之后，外界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大陆再度尝到了举国动员体制的甜头，势将更加坚定执政党“以不变应万变”的决心和意志。但更多人也会意识到，伴随着行政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无论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民主化已是历史潮流，不可逆转，难以回避。标榜与时俱进的执政党，似乎也更加努力尝试掌握民主化进程的主导权。在漫长的艰难转身过程中，新加坡模式、台湾模式以及香港模式，或许会在不同程度，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刺激北京的政治视觉，诱发更多思考。

　　在陈水扁家族涉嫌贪渎洗钱曝光之后，台湾社会希望外界对台湾民主转变的评价不要一概否定，“将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诚然，台湾生动活泼的舆论监督氛围，勇于表达个人观点的媒体环境，民众政治参与意识的高涨，政党轮替形态的初步形成，都是两岸三地不可多得的经验累积。冷静观察香港政治社会转变的点点滴滴，认真借鉴新加坡政治模式的合理成分，我们相信，北京领导人势必会有更接近客观实际的判断。

·作者是香港资深时事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