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磨合须跨越认知误区

[邱震海]　(2009-09-08)

　　澳洲《悉尼先驱晨报》8月24日发表文章，题为《勇敢地面对中国？最好还是不要在外交方面激怒中国了》。文章写道：“中国的核心利益背后，存在着一系列明确的外交规则。西藏和新疆问题属于主权一类，威胁到中国的军事政策也是如此。

　　文章指出，你可以私下里告诉中国其西藏政策糟透了，你可以向异见分子提供庇护，允许他们公开指责中国，但不能看上去认同他们的观点；你可以宣布新建一支潜艇舰队，但不能鼓吹是为了抗衡中国未来的海军力量；你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国提出一名公司管理人员被逮捕一事，但最好不要公开提这件事。

西方跌入对华认知误区

　　从表面上看，上述解释至少显示，随着中国崛起，中西方摩擦日益增多，西方世界正试图从文化层面寻找应对之道。与此同时，中国近年也越来越多地注重国际公关，试图从文化差异入手，让世界更了解中国。

　　客观地看，双方在进入文化层面探索的时候，囿于原有的思维和行为模式，不可避免地带有传统思维定式遗留的认知误区。以澳洲媒体的解读而言，仅注意中国处理冲突时的方式，没有看到中国对核心利益的坚持以及具有深厚历史背景的心理因素。

　　因此，这样的解读停留在对表面现象支离破碎的描述；在此基础上制订的对华策略，必然流于肤浅，甚至会引起更多误解和猜疑。

　　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原因，崛起期的中国对核心利益的坚持显示出超乎寻常的执着；这类似于西方对民主、自由、人权的坚持。不同的只是，西方的坚持主要来自过去数百年现代化进程中对经济和个人自由的追求，以及这种追求对现代化的推动作用；而中国的坚持，则主要来自五千年文明进程的大一统价值观，以及过去数百年落伍而导致的历史悲情。两者各有合理性，只不过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相遇，问题就以各种形式显现出来。

　　为了获得在华经济利益，西方暂时在意识形态上有所让步，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中国在这方面无论是“以经压政”还是“各个击破”，几乎屡试不爽，但中国仅为面子而做出实质让步，例子少之又少。即便在方式上有所让步，在涉及核心国家利益问题上，中国官方和民间很少有让步的空间。其中原因并非以中西文化差异就能解释；若单纯以微观文化差异马首是瞻，恐怕会跌入更大的认知误区。

三大因素影响中国心态

　　对中国来说，西方世界的不完整乃至错误解读，提供了一个反思自己与西方政治和文化关系的契机。这里的中西政治和文化关系有两层含义：一是指随着中国崛起而出现的中西政治关系、民间心理和文化视角的冲击；二是在上述关系大调整框架下正在发生的中国对西方认知方式和心态的微妙变化。前者属于文化关系大调整的宏观范畴，而后者则属于中西方心理调适的微观范畴。准确把握后者，将有助于驾驭前者。

　　关于东西方文化关系大调整，笔者以后将有专文阐述。本文仅集中于正在发生的中国对西方认知方式和心态的微妙变化。就现阶段而言，影响中国心态的因素主要有三个：

　　一是传统文化。以儒家为代表的东亚文明以协商文化为主要特征，一定程度上含有“面子文化”的因素。但“面子文化”并非协商文化的全部含义。与西方的法治文化相比，协商文化更多强调人情与协商过程的和谐，但并不必然是人情与和谐高于核心利益。

　　二是转型期因素。与中国社会转型同时发生的，是对西方视角和心态的变化。与改革开放早年相比，今天的中国官方和民间已不再仰视西方，相反时常会在不经意间俯视乃至蔑视西方；然而由于各种转型尚未完成，在俯视和蔑视的背后，依然有着对西方的认同。因此，在俯视的背后，依然是一种心理深层的仰视。中西双方的真正心理平视，将有待东西方文化秩序调适的持续推进。

　　三是现实政治因素。执政党对执政合法性的追求，是重要的政治因素。但执政党对核心国家利益的坚持，与绝大多数民众因历史悲情而催生的民族情怀一拍即合。一如西方，今天中国执政党在对外关系上同样面临民意压力。这是西方必须面对的现实。准确地描绘和解读这一现实，是西方面临的挑战；而如何准确把握自身的心理变化，更为自信和自如地进入中西方文化大调整的进程，则是中国官方和民间所面临的挑战。

作者为凤凰卫视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