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中国应扎扎实实研究欧洲

［邱震海］　(2011-01-08)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目前正在欧洲访问。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即将展开的美国之行相比，李克强的欧洲之行显然没有引起媒体过多的关注。然而，李克强抵达德国之前在《南德意志报》发表的文章中提出，中国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面向世界，以更加虚心的态度借鉴和吸收人类文明成果、研究和学习各国发展的有益经验，却值得人们关注。

　　中国在急剧的内外转型期，如何准确定位与欧洲的关系，使这一关系不但有利于中国的外部环境建设，同时也有利于中国内部的转型，将是一个超越外交战略的、多领域、多学科的深层问题。这一大问题下还有许多子问题；将这些子问题研究透了，中国不但外交上将迎来一个柳暗花明的时期，而且在内部转型上也将进入一个思路畅通的新阶段。

“欧洲智慧”值得东亚借鉴

　　上周，笔者在梳理2010年中国外交时认为，2010年中国外交的重要亮点，是取得了对欧关系的重大突破；中欧关系是中美关系之外另一根重要的全球性平衡杠杆。在美中欧三足鼎立格局中，若中欧关系稳定了，那么中美关系再有大浪，其对中国的损害也将相对有限。同时，中欧由于不存在国家定位层面的战略冲突，因此更易在探索大国共荣模式上先行一步。

　　这一观点可有表层和深层两种理解法。就表层而言，这自然是外交战略的平衡之术。这对未来一段时间的中国外交，尤其是中国面临中美关系以及周边众多挑战的情况下，一定程度上自然是有用的。但外交平衡之术不能玩过了头，不然就又会陷入十七到十九世纪欧洲“大国平衡” （Balance of Power）的窠臼之中。且不说今天的欧洲早已步出“大国平衡”的陈旧逻辑，仅就二十一世纪国际格局特点而言，“大国平衡”显然已不再是人类处理国际关系应该追寻的唯一方式。

　　但在深层上，当代欧洲处理国际关系的一些深层智慧和经验，却值得东亚地区所参考。欧洲虽然历史没有东亚悠久，但其历史上的冲突密集和剧烈程度却超过东亚。二战后，以法德和解与欧盟发展为核心的欧洲经验和智慧，其核心一言以蔽之就是：一、消弭冲突和对手的最好办法往往不是冲突、战争或遏制，而且恰恰是联合与融合；二、联合与融合并非以双方是朋友为前提，恰恰因为有矛盾才需要融合，而矛盾在融合过程中自然得到消弭。

　　从这个意义上说，“欧洲经验”因其特殊历史和文化背景属于欧洲，但“欧洲经验”背后的“欧洲智慧”却属于包括东亚在内的全人类；她为人类处理亘古以来因生存空间、生存环境和生存资源而产生的冲突，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模式，实际上意味着人类文明水准的一个新台阶。与“欧洲智慧”截然相反的另一个例子，就是千年恩怨无法摆脱的以巴冲突。

　　二十一世纪上半叶的东亚，面临中美两个全球大国博弈的地区化，以及地区间包括中日、中印、朝鲜半岛、南中国海冲突为载体的势力纷争，究竟能否从“欧洲智慧”中得到一点启示和借鉴，显然是这个地区人们在未来几十年里面临的一个挑战。

　　在二十一世纪的东亚乃至全球格局演变中，中国显然是一个极其关键的角色。中国的人们在这其中有什么样的认知水准和处理艺术，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未来几十年的地区和国际格局。

研究欧洲工业化和城市化历程　

　　欧洲对中国的深层内涵，绝不仅之于上述的“大国平衡”和“欧洲智慧”。事实上，今天中国转型期遇到的许多问题，在欧洲早年发展的历程中，都可以看到影子。因此，仔细研究欧洲早年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的历程以及市场经济的各种模式，对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一个重要而迫切的问题。

　　今天的中国，外部崛起迅速，内部转型艰难。这一对反差，前者成为中国发展的亢奋点，后者则成为中国发展的疑难症；两者若同时呈现，则极易出现凸显前者而回避后者的情况。中国近年外交崛起迅速，固然与经济实力逐渐雄厚有关，但在民间和舆论界也逐渐滋长一种情绪，以为以中国的外汇储备和购买力就可以拯救世界。此次中国购买西班牙债券，其所谓的战略含义被一些舆论无限上升，一如两年前中国拯救美国的翻版。这种情绪自大且危险，但其实折射了没有见过世面的“土财主”心态。

　　今天的中国，最需要直面的问题，是内部转型的艰难及其背后的众多困惑。欧洲作为人类工业化和现代化最早的发源地，其发展历程尤其是对一系列规律性问题的解决之道，对今天的中国有着许多启示意义。

　　今天的中国正在经历三大转型：一、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型；二、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三、从封闭的集权社会向多元、开放的公民社会的转型。前两大转型主要是工业和经济领域的转型，第三大转型则主要是社会领域的转型。三大转型各有特点，在今天的中国都尚不彻底，但却环环相扣，彼此不可分割。在这些方面，欧洲早年的历程，都有值得研究的地方。

　　欧洲经验对转型中国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几个领域：一、如何消弭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负面效应？二、如何解决转型期激烈的社会内部矛盾？三、如何在市场经济中构建合理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四、如何构建合理、和谐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

准确界定政府与市场关系

　　改革开放三十二年后，中国开始进入工业化二、三十年后的一个必然阶段，那就是城市化进程的展开及其带来的众多问题。从人类历史上看，这实际上是农业国向工业国过渡的必由之路。今天中国各地层出不穷的拆迁暴力、农民工诉求、三农问题、工人维权、城市贫富不均、治安恶化、房价飞涨等，大致上都属于这一范畴。

　　这些问题在十九世纪中期到下半叶的欧洲都曾出现过，有些激烈程度还远远超过今天的中国。欧洲在十九世纪中期进入工业化的黄金时代，二、三十年后出现城市化进程及其负面效应。恰好那个时期，也是欧洲工人运动（包括共产主义工人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两者相叠，令十九世纪下半叶的欧洲充满动荡，以俾斯麦为代表的欧洲统治者既要应对外部崛起，又要应对内部矛盾。虽然欧洲在外部崛起上走上了负面道路，值得今天的中国警示；但在化解内部矛盾方面，欧洲还是积累了不少值得今天中国参考的经验。

　　今天的中国在市场经济转型方面遇到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传统的计划经济和美国式的自由市场经济，都无法提供足资参考和探索的元素；唯有欧洲尤其是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既强调市场的独立，又兼顾政府的监管和干预，即所谓“So wenig Staat wie moeglich, so viel Staat wie noetig”（可能时，国家尽量少干预；必要时，国家尽量多干预）。

　　今天的中国，刚性维稳，上下紧绷。但从经济-社会-政治的延动关系来看，只要建构了一个合理的经济模式，社会自然和谐，政治也就自然稳定。其间，欧洲从十九世纪下半叶后整整一百年的历程，值得今天的中国好好研究。

　　凡此种种，显然都不再是“打欧洲牌”来得那么简单。今天的中国，需要多一点沉稳、谦虚和扎实，来好好研究欧洲，使之对今天的中国转型有一点借鉴。

　　作者为香港凤凰卫视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