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柏林墙”的倒塌

［于时语］　(2011-02-02)

　　这些表面上高度稳定的专制政权一朝崩溃的“维稳”教训，尤其是阿拉伯政府限制内部“公民社会”发展，全面控制舆论传媒的“维稳”政策，实际上加速了政权内部的腐败。

　　阿拉伯世界破天荒的突尼斯革命，如我预测触发了“多米诺骨牌”（domino），目前最大的看点，便是维系了三十年的埃及穆巴拉克独裁政权，在大规模民众抗议中岌岌可危。如我分析，这场民主风潮眼看成为新世纪的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其意义和作用不会亚于德国柏林墙的倒塌。

　　柏林墙的倒塌，是上世纪后期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引发了苏联和华沙条约组织的崩溃，结束了冷战，造成整个世界局势的重组。美国论客甚至作出了“历史的终结”的论断。

　　突尼斯革命触发的阿拉伯世界民主浪潮，象征阿拉伯“柏林墙”的倒塌，长期以来“阿拉伯人三亿五，竟无一个是男儿！”的场景一去不返。

　　然而从美国和西方利益的角度，阿拉伯“柏林墙”倒塌，是德国柏林墙倒塌的“镜面”事件。

　　从柏林墙的倒塌中，西方世界尤其美国获得巨大和长期的战略利益。这里的主要原因，便是在苏联强权压迫之下，东欧各国的民意与官方内外政策长期严重脱节，以至尖锐对立。直到柏林墙倒塌二十年后，华盛顿还在继续提取这一历史怨恨的“红利”，而俄罗斯在东欧仍然举步维艰。

　　这一情况也是阿拉伯世界尤其“温和”专制政权的写照，只不过华盛顿扮演了莫斯科的角色；更糟糕的，是这些专制独裁政权长期依靠巨大的情报治安系统来“维稳”，是阿拉伯民怨的最大目标。这些情治机构则一直与美国和西方有极其密切的合作关系。

　　就是在突尼斯街头革命的高潮中，法国外长阿利奥·马里通（Alliot-Marie）居然还公开表示，要帮助突尼斯警方“维稳”。美国中央情报局以在阿拉伯各国——特别是埃及——维持海外“黑狱”著称，用来酷刑拷打“恐怖分子”和伊斯兰组织嫌犯。目前风雨飘摇的约旦王室是另一个典型，已故候赛因国王是中情局的长期线民，甚至在1973年中东战争前夕，还向以色列出卖了埃及和叙利亚即将发动军事进攻的高度机密。

革命风潮对北京的内政风险

　　从这个角度，当今的阿拉伯民主浪潮，是1979年伊朗革命的再演。中情局当年策动政变推翻伊朗民选政府，扶植起巴列维国王的独裁政权，不仅催化了伊朗革命，也是美伊关系至今交恶的主因。

　　即便这次阿拉伯世界的民主革命不产生伊朗式的宗教政权，也会彻底改变大中东以至整个世界的政治布局。这是因为民主化之后，阿拉伯世界的外交政策和立场，必须与阿拉伯街头民意靠近以至合拍。土耳其近年民主化之后，同以色列关系的巨变是个先例。

　　伊朗是这次阿拉伯革命风潮的明显赢家，自不待言；沙特阿拉伯则眼看将成为华盛顿唯一的“温和”盟友而孤掌难鸣，所以沙特国王近日开始破口大骂埃及的示威抗议民众。

　　当然，如果山姆大叔还有几十年前的经济实力，仍然可以用大笔美元来影响和购买新一代阿拉伯领袖；无奈华盛顿腰包今不如昔，囊中羞涩，实在力不从心。更何况明摆着阿富汗的例子：大笔美援是导致世俗政权迅速腐败的最快途径。

　　阿拉伯世界民主化风潮，为北京既带来利益也带来风险。

　　首先是世界多元化的趋势大大加速，美国和欧洲的国际影响显著减少，从而增加中国的外交杠杆和国际影响。特别是中东局势和均衡的改观，华盛顿因为内政因素，至少在短期内无法改变向以色列一边倒的外交政策。面对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民意通过民主过程释放的巨大外交压力，美国将不得不在其他国际舞台作出必要的让步，以换取中国的外交合作。

　　以我的看法，东亚地区因此很有可能出现美中之间的“大交易”：以平壤政权的垮台，来换取两岸统一的第一步——台湾的“芬兰化”。

　　但是在这些重大的外交利益之外，阿拉伯世界的民主化也会带来北京的内政风险。

　　首先是这些表面上高度稳定的专制政权一朝崩溃的“维稳”教训，尤其是阿拉伯政府限制内部“公民社会”发展，全面控制舆论传媒的“维稳”政策，实际上加速了政权内部的腐败。以突尼斯为例，有法国人士评论革命前的传媒一片歌颂政府的声音，以至报纸读来好像都是本阿里的老娘写的。结果是美国国务院估计：一半以上的突尼斯“经济精英”是本阿里及其姻亲家族的亲友。这不能不令人想到年前引起争议的中国巨富家庭背景调查。

　　更重要的是随着阿拉伯世界的民主化，政府必须基于民意和反映民意的原则，会成为西方世界之外的潮流。民意通过选票表达，而且必须以健全的公民社会和充足的非政府空间为前提，会成为北京必须从事政治改革的外来压力。

作者在北美从事科研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