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政局扑朔迷离

[薛理泰]　(2011-02-10)

　　埃及政情又起骚动。8日，埃及民众举行了1月25日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示威抗议游行，诚所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国内外对穆巴拉克总统是否应该留任至9月下届总统大选的立场，再次发生了变化。

　　美国对穆氏去留的态度，就国外对埃及政局的影响力而言，无出其右。短短两个多星期，美国的态度就是一变再变。说到底，这也不足为怪，因为美国立场本身就是基于以变应变的原则。

　　埃及副总统苏莱曼6日与反对派代表进行对话。在对话结束后发表的声明中，反对派同意接受穆氏关于9月后不再寻求连任的决定，亦即认可他在下届总统大选前仍然担任总统。同日，开罗社会秩序逐步恢复正常。

　　这次大规模示威席卷埃及多个城市，映射出民众对当局积怨甚深。埃及八成民众收入始终徘徊于低水平，失业率居高不下。政改停滞不前。官员贪腐犹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社会分配不公日益凸显。贫富日益悬殊，自然是社会大动荡的前奏。

抗议活动出现了一个怪象

　　弱势群体徒呼荷荷，怨气郁积于胸，久不化解，以致怒气陡升。民众情绪终于由不满变成了愤怒。举国怨声载道之际，一旦民众产生共鸣，则以暴戾的形式体现出来，势必不免矣。

　　抗议活动出现了一个怪象，即人生观截然不同的两个阶层出于政治目的，诉诸共同行动。伊斯兰教徒认为人心不古，世风日下，都是当局推行西化政策误导所致；而知识份子却归咎于政府迟未进行政治改革，假若民主到位，即可遏制贪腐势头。两派结论枘凿不合，却出于推翻现政权的相同目的，一拍即合。

　　保守的宗教势力与西化的知识群体产生政治共鸣，政潮又同西方世界互动，造成若干国家的强势政权一朝倾覆，在国际关系上并非绝无仅有。1979年，伊朗爆发伊斯兰复兴运动，巴列维国王黯然下台，亦肇因于宗教势力与知识群体联手推翻其政权所致。只是后者在王朝颠覆以后被前者无情镇压下去，因而烟消云散罢了。

　　穆氏政权自恃是中近东对付恐怖主义的堡垒，有西方世界的支持，因而江山永固。然而，他低估了美国对贯彻立国精神及民主理念的执着性。美国确实要在推广民主体制与其国家利益之间进行权衡，却又往往将推广民主体制视同其国家利益。

　　一旦美国支持的强势政权同其国民发生大规模冲突，美国多半是站在民众一边。例如，1963年对付南越总统吴庭艳；1979年对待伊朗国王巴列维；1986年对待菲律宾总统马科斯；以及今年对待穆巴拉克。尽管华府总结发现，当初决策不尽符合国家利益，却在风云变幻之际，依然不改故辙，屡试不爽。

　　美国跃居世界领袖地位，同其不计近利、但求远略的做法不无关系。如今举世滔滔，矛盾日趋多元化、尖锐化。长此以往，论及国家利益，这种做法是否“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见仁见智。

　　穆氏笃信西方的支持，错打了算盘。这一条，也适用于其他国家。一国改善了与西方的关系，固然谋取了有利的国际环境，腾出手贯注于国内建设，却仍需大力缓解社会矛盾。一旦现政权同民众发生大规模的冲突，西方翻脸如同翻书。

　　穆氏政权是唯一可以在埃及抵制伊斯兰势力的力量。设若该政权急遽垮台，足证其原先执行的政策之谬误，则确立了其对立面政治主张的正当性，其势力必然勃然兴起。如此，则穆斯林兄弟会的势力益发不可抵挡。这是不待智者而决的。如此，则埃及可能成为伊朗再版，伊斯兰复兴运动益炽，殆不可免。西方世界的梦魇隐然浮现矣。

白宫立场变幻莫测

　　就世俗化、西化程度之深而言，埃及在中近东伊斯兰国家中仅次于土耳其。如今埃及受到宗教势力的强劲冲击，体现了在中近东国家中现代化进程与伊斯兰复兴运动的互动关系，耐人寻味。

　　埃及政局一片混沌。短短几天，白宫立场变幻莫测，即使同一时间段，白宫与国务院的政策也有异同。早先，奥巴马向穆氏施压，必须立即进行政权的“有序過渡”。稍后，奥巴马特使威斯纳公开表示，穆氏应留任至9月总统大选之时；国务卿希拉莉也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表示：改革需要时间。她指出，“过去在以民主为名推翻独裁者的过程中，新的独裁者操控革命，以暴力、欺诈和选举舞弊保住权力”。

　　近日美国立场又有了变化。7日，奥巴马指出，穆氏应该体现出政治家风度，迅速将权力交给更具有代表性的政府。他又表示，新时代必须开始了。这显示美国认为穆氏不应该留任至9月大选为止。同日，国务院发言人却对穆氏此刻下台提出质疑，担心会过渡到新的独裁政府。8日，在开罗爆发最大规模的示威抗议活动以后，国防部长盖茨又呼吁中东各国以突尼斯、埃及为儆戒，开始实行改革，并赞扬埃及军方在危机中实行“克制”。

　　前述情况体现美国决策机制以变应变的功能，却也显示美国外交决策层面也存在欠缺周延性和果断性的一面。至于今后美国对待穆氏政权以及民众示威抗议的态度，一言以蔽之，倘若穆氏足以缓解反对派的压力，美国还会“听其言，观其行”；假如反对浪潮呈现燎原之势，则美国势必加大力度，逼迫穆氏趁早以某种体面的藉口下台出国矣。

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和合作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