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和平演变”与中国走自己的发展道路

［谭中］　(2011-02-15)

　　2月11日埃及独裁者穆巴拉克抵挡不住本国示威浪潮及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舆论冲击而引退以后，《纽约时报》著名作家弗里德曼的反应是：“今晚从北非到缅甸到北京的王宫贵族会大为忧虑”，因为年轻人通过电子社会互联通这样轻易地把人民召集到开罗的“解放广场”上振臂高呼就把三十年的统治者拉下马来。

　　“解放广场”上聚集的各国报人中，有些资深年长者见过1989年天安门广场示威的场面，没有见过的也喜欢把两者进行对比。他们喜欢在“专政”与“民主”之间做文章，学历史的人并不这样幼稚而简单地看问题。在我们生存的不停转动的星球上，时代的车轮为世界带来各种潮流，我们应该从复杂的形势中去跟踪各种潮流的轨迹。

现代潮流的形成与古文明复兴

　　现代潮流的源头追溯到三几个世纪前的欧洲，从那儿掀起的“文艺复兴”、“宗教革命”与“全球探险”（还可以加上“资本主义”），形成两股动力，一股是使得传统社会生活上遵循科学规律并得到技术发达的无限便利，社会思维上注重客观事实与理性逻辑，这两个方面的总和就是现代化的潮流。

　　第二股源自欧洲的动力就是西方（基本上是白种、基督教、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四大要素）征服与统治全球，先是英、法、德、西班牙及其他欧洲国家把亚、非、美三洲纳入各自的殖民地，但到了20世纪下半叶，这股动力遭到彻底反弹而被新兴国家求发展的动力所取代。新兴国家的领袖就是中国和印度。

　　地球上最古老的文明中就有中国与印度，它们是印度大文豪泰戈尔所形容的地球上两块唯一的文明“明灯”没有“在初点燃的土地上熄灭”的圣土。在18世纪以前的两千年间，地球上生产最发达、财富最多、生活最繁荣的地方就是中国与印度，后来遭到西方的剥削与掠夺而变得贫穷落后，如今又振兴起来，估计在本世纪下半叶中印生产总值又会达到全球40%以上的历史水平。

　　埃及与两河流域在古代文明中与中国和印度齐名，“明灯”熄灭后遭到希腊、罗马侵略，后来又被伊斯兰文明统治，接着就沦为欧洲殖民地，直到现在仍然受制于欧美，这就是埃及与伊拉克的悲哀。“颜色革命”是无法使埃及振兴的，它的前路仍将是曲折的。　

中国探索现代化的历程

　　我们回过头来探讨中国的形势。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掀起了三大潮流：（一）振兴中华，（二）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三）传统社会进化为现代文明社会。在这三大潮流中，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起因复杂，有国共之间悲欢离合的一段姻缘，又陷入冷战地缘政治的怪圈并遭受苏联与东欧共产主义集团解体的冲击，现在可以说是徘徊于振兴中华与传统现代化两大主流之间，但也有可能促成三大潮流的融合。

　　最近三十年来，中国发展一鸣惊人，使全世界刮目相看。特别是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后，在中共领导下走出了一条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国家富了，数亿人民脱离贫困，整个社会乐观而有信心，这是大的方面。当然，也存在着严重的偏向，例如贪污腐败越打越多，各级政府为人民服务的热情每况愈下，既得利益集团尾大不掉，弱势群体人数与日俱增。

　　最近，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在上海市九屆纪委六次全会上提出党员干部应该“严于律己”，应该“在大是大非面前不含糊其辞，在执行法律法規和中共的路线方针政策上不讲条件，对干部隊伍中违反原則的利益訴求不迁就照顾，对群众反应強烈的作风问题不漠然視之”，这些话说明中国传统现代化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还必须大力披荆斩棘。

　　凑巧在中国大陆政府关注弱势群体生活福利的同时，台湾马英九政府也强调“均富”的重要性，行政院长吴敦义宣布将于今年7月1日施行《社会救助法》，照顾贫穷线以下的民众。可以这样说，从埃及到中国大陆与台湾，要使传统社会现代化必须经过相当长时期的改革阶段。中国海峡两岸政权对民生问题的关注是因为中华文明有“王道”与“仁政”的传统，两者合而为一就是“王仁道”，可以译成与“Democracy”相对的“Wangrencracy”。

　　穆巴拉克政权倒了引起全世界对“Democracy”的一片欢呼，使人回想起“五四运动”时代中国激进知识分子邀请“德先生”（代表Democracy的 Mr. D）和“赛先生”（代表Science的 Mr. S）来华落户。“赛先生”移民到中国相对顺利， “德先生”却与中国水土不服，主要因为它的欧洲气质太浓，并且背着“白种人包袱”，对中国传统歧视，“全盘西化”在中国吃不开。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反映出他对中国现代化所掌握的两大关键：“民权”与“民生”。孙中山和中共的“民生”思想是背离资本主义的全民致富（孙中山称为“民生主义”，中共称为“社会主义”），海峡两岸殊途同归。

　　孙中山的“民权”分为“政权”与“治权”，和西方的“Democracy”是不一致的。但他对“权”的认识是尖锐的。美国独立运动与法国大革命的实质就是资产阶级反封建独裁的权力的争夺，那些生活在最底层的真正的“民”并没有变成“主”（美国黑奴“翻身”至今仍不彻底）。埃及这次“颜色革命”也有同样的夺权性质，对埃及下里巴人的命运是祸是福，现在很难逆料。

　　按照各国国情，世界政体中的“民主”形式多样化（新加坡就自成一格）。如果中国能使“王仁道Wangrencracy”推陈出新，沿着现代化的道路健康成长，那“天安门广场事件”就会是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了。说什么埃及的“和平演变”会使“北京的王宫贵族大为忧虑”，那只是弗里德曼杞人忧天而已。

作者是旅居美国芝加哥的印度华人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