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是埃及事变的受害者

[薛理泰]　(2011-02-16)

　　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在民众示威抗议的冲击下黯然辞职，把权力交给军方。阿拉伯世界民众受到鼓舞，针对各国政府的示威抗议运动不绝如缕。

　　在可以预期的将来，埃及军方有否能力消弭席卷方张的抗议运动，反对派是否会偃旗息鼓，眼前取决于军方同政见各异的反对派达成共识，往长远着眼，则决定于埃及能否依据宪法在穆巴拉克辞职后60天内举行新总统选举，以及如何确保各方接受选举结果。

　　至于军方能否驾驭全国局势，自不待言。埃及有50万军人，势力范围遍布全国军政界，并拥有自成体系的经济能力。假如军方放手做去，应当足以恢复国家行政体系的正常运转。

　　当前军方高层老迈稳健者居多，倘若处理难题时迭遇重挫，则为喜走偏锋的少壮派军人趁势崛起提供了机会。“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埃及军方少壮派取代稳健派，不乏先例。1952年，以纳吉布和纳赛尔为首的埃及“自由军官组织”发动革命。法鲁克国王退位后流亡国外。接着，争夺军队控制权和政权的内部权力斗争发生了。1954年11月，埃及共和国第一任总统纳吉布被掌握实权的总理纳赛尔下令软禁，直至1972年，新总统萨达特才予以释放。

埃及事变令美国面临更大挑战

　　不论如何，尘埃落定以后，读者或许会发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是这次埃及事变的最大受害者。一如下述，美国外交可能在至少四个层面遇到更大的挑战和压力。

　　第一、美国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力将被削弱。近四十年来，西方世界得以维持中东地区的稳定，正是凭藉持续扶持阿拉伯各国的保守政权所致。近十年，西方针对伊斯兰教极端组织的反恐怖战争，也得益于伊斯兰教稳健派的呼应和支持。

　　在突尼斯、埃及革命过程中，多位阿拉伯国家领导人致电华府，称美国不能抛弃老朋友，呼吁华府不要支持示威抗议的民众。最终他们发现在危急存亡之秋则不能仰仗美国的支持，今后要维持执政地位，亲美立场不足恃，反对华府干涉内政甚至反美的立场或许倒能扩大民众的支持率。

　　第二、始自纳赛尔，以至穆巴拉克，具有军事背景的强人政权是唯一可以在埃及抵制伊斯兰教势力的力量。历届政府均不遗余力地镇压穆斯林兄弟会。如今穆氏政权在兄弟会的强力反制下垮台，足证其原先执行的镇压政策之谬误，则确立了其对立面政治主张的正当性，其势力益发不可抵挡。

　　近年兄弟会改变方针，以合法姿态出现，埋头于民众，扎根于基层，举办各种慈善、教育、文化活动，终于取得了多数国民的认同。埃及副总统苏莱曼任情报局长长达18年，自然知道谁才是示威抗议的推手。他开始与反对派谈判时，邀约了兄弟会等组织的代表，却未邀约巴拉迪，耐人寻味。兄弟会动员民众能力之强，以及西化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对埃及社会并无影响力，于此略见一斑。

　　要夺取政权或者至少扩大参政的程度，只有领导层坚韧不拔而又拥有动员民众的巨大力量的政治组织，方有可能性。在埃及，当然只有兄弟会才有“舍我其谁”的气慨。日后兄弟会甚至会支持埃及少壮派军人夺取政权，难免在阿拉伯世界产生连锁效应，以致成为伊朗再版。继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后，伊斯兰复兴运动完全可能出现第二次高潮。然则，以武装斗争形式体现的基督教、伊斯兰教这两大文明板块之间的碰撞可能提前浮现矣。

对以巴之争和伊朗核问题的影响

　　第三、以往阿拉伯世界同以色列在1948年、1956年、1967年和1973年爆发过四次大规模的中东战争。自萨达特总统执政后期开始，与以色列和解，穆巴拉克总统萧规曹随，同以色列和平相处。这才保障了其后近四十年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在特拉维夫心目中，华府之所以在节骨眼不支撑穆氏政权，说明美国首要考虑问题中不包括中东和平，或者表示华府决策机制存在大问题。今后特拉维夫作为战略因应手段，必然加强战备，并以更加警惕的眼光，密切注视周边国家的动态。自此中东地区进入多事之秋矣，不待智者而决。

　　第四，对西方世界而言，今后解决伊朗核问题可能面临更大的难度。伊朗是伊斯兰国家，却不是阿拉伯国家，又是什叶派掌权，同逊尼派掌权的阿拉伯国家极不相容。阿拉伯国家认为伊朗有领土扩张野心，又有尖锐的教派之争，因而普遍对德黑兰政权持有相当大的猜疑的立场。过去西方在伊朗核问题上采取严峻的态度，考虑因素之一就是伊朗周边的阿拉伯国家也不能容忍伊朗掌握核武器。

　　后来伊朗对阿拉伯国家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政策，也对逊尼派运动给予支持，只要这些逊尼派运动同以色列、美国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即可。伊朗支持哈马斯就是一例。如今突尼斯、埃及发生事变，令阿拉伯国家的保守政权检讨过去紧紧追随美国的政策是否得宜，迟早会对过去的政策作出若干调整。这些国家在对待伊朗核问题的立场上，必然会映射出政策调整的痕迹。

　　今后美国要强化对伊朗核问题的立场，恐怕再也不可能像过去一样，在伊朗周边的阿拉伯国家内收到一呼百应的效果了。换言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要旋紧对伊朗施加军事压力的螺丝时，就国际社会的配合而言，可能不像以往那样得心应手了。

　　综上所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可能是这次埃及事变的最大受害者，尽管作出精确的判断，尚须假以时日。

　　作者是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和合作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