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居者有其屋”政策

[马宝山]　(2011-03-02)

部长来论

　　小时候，我是住在后港甘榜一间亚答屋里。我们每天从井里打水，晚上点煤油灯照明，一家人在煤油灯下吃晚饭。这就是我最早的童年记忆。

　　后来，我们搬到武吉士街，就是现在白沙浮商业城坐落的地方。我们住进一间店屋的小房间里，晚上不是睡在床上而是睡在床底下，不过起码那时候我们已经有水电供应了。

　　再后来，我们和伯伯一家搬到金吉道一间新加坡改良信托局组屋。当时，我们两家人共用一间小小冲凉房。过后又搬到大巴窑，住进建屋发展局组屋。两家人照样共用一间冲凉房，不过还好厕所是分开的。

　　今天，我和家人一起住的屋子，每个房间都有浴室。

　　这个故事我在国会辩论政府组屋课题的时候已经讲过了。这是个不平凡的故事，因为它不是我一个人的故事，而是许许多多新加坡人亲身经历的故事，因此也是大家所熟悉的故事。

　　建国初期，很多新加坡人都是家境不好，房子简陋，后来经过不断地努力和打拼，渐渐地有能力住进更大、更好、更舒适，而且是属于自己的房子。这是很多人的共同故事。

　　能够拥有一个遮风挡雨的家，是人类最基本的生活需求，然而在很多国家，合理的住房对许多人来说仍是遥不可及。

　　我们不时会有其他国家的部长来新访问。一些和我一样主管房屋政策的部长常常会问：你们是如何办到的？你们又是如何为这么多人提供优质又负担得起的住屋？

　　过去50年来，支持我国公共建屋制度的是政府三大承诺。

　　一是居者有其屋。这是我国公共住屋政策的核心。今天，90％的组屋住户都拥有自己的房子，可说是世界之冠。

　　与其租房子给人民，使人民成为租户，我国政府很早就决定让人民成为屋主。只要贷款谨慎，就可视为“良性债务”。这样一来，所有国民都可拥有一份宝贵的资产，成为国家的利益持有者。

　　二是给广大民众安家。跟多数国家不同的是，我们的公共住屋政策从一开始就是针对绝大部分国民而制定的。

　　今天，80％人口住在政府组屋。我们建公共住屋不只为人民提供遮风挡雨的居所，更是为了建设一个人人都安居乐业的美好家园。

　　三是给民众建长久的家。政府的公共住屋政策是一项长期承诺。建屋局不但卖组屋给你，有时候还会再回头为你翻新组屋。当然，我们得在预算充裕的情况下才能这么做。

　　在你晚年的时候，我们会帮你套现组屋价值。例如建屋局有屋契回购计划，让你既住在组屋里，也同时有定期收入。

　　未来，这些承诺还切合时宜吗？我坚信答案是肯定的。将来，我们要给多少人口盖房子，或要提供什么类型的房子，都是可以商榷的课题，但是我们的这些核心价值观将会保持不变。这些价值观对建立一个富有社会凝聚力和稳定的国家至关重要，对人民独立、经济有保障也很重要。

未来的挑战

　　我们在抓紧这些核心目标的同时，也须顺应改变和人民的需求，因此得不时调整政策。展望未来，我认为我们将面对三大挑战。

　　一是为首次购屋者提供住屋。过去50年，我国在提供住房方面不断取得进展，国人已经从希望拥有屋子的一群，变成拥屋一族了。

　　如果我们要坚守对国人的承诺，让每一个国人都拥有一份宝贵的资产，尤其得帮助年轻国人购买第一间组屋。所以，无论是购买转售组屋的房屋津贴也好，直接购买新组屋也好，我们都已经调整政策，给予他们更多的优先权。

　　不过，即使如此，我们也不能失去平衡。

　　不错，我们会为年轻购屋者提供足够的组屋，但是我们也必须小心，不可过量建造组屋，以免过剩组屋压低房价，对现有的屋主造成伤害。因为购屋者一旦买了组屋就晋升为屋主了，所以确保组屋保值，符合年轻购屋者的长期利益。

　　二是满足各种住房需求。要为80％的国人建屋，就意味着必须建不同类型的组屋，以满足不同收入和不同期望的国人的需求。

　　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建屋局是建造设计简单的普通组屋。今天，建屋局提供的组屋更加多样化，有设计普通的标准型组屋，也有像达士岭组屋那样设计档次较高的组屋，还有预购组屋、由私人发展商设计、建造和销售的组屋和执行共管公寓等等。这些都是为了满足不同收入群体的需求。

　　不过，多样化的选择也意味着价格会有所不同。购屋者必须小心选择，要量力而为才行。

　　三是建组屋不可超出预算。政府建组屋需要花费国家很多财力，去年的拨款就已达到17亿元。

　　尽管为国人提供负担得起的房屋是我们坚定的信念，但我们也必须向人民负责，因此必须确保建屋拨款得到善用。

　　购屋者当然都想得到更多的津贴，因为这样就能少付一些钱。但是，这意味着对公共住屋的拨款就得增加，这样会直接影响到教育、医疗、国防等方面的拨款。每一个国民最终都会成为购屋者、拥屋者和纳税人，我们应该对这些不同群体的利益加以平衡。

作者是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长（编按：这是本系列的最后一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