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革命和西方霸权的终结

[于时语]　(2011-03-03)

　　如我在评论突尼斯革命时预言：阿拉伯民主运动迅速发展成为划时代的世纪事件。其历史意义和影响，眼看超过了柏林墙的倒塌。

　　彼时美国学者福山发表《历史的终结》，欢庆西方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面胜利”。20年来的世局沧桑，证明已故亨廷顿同时的《文明的冲突》，远比福山的一厢情愿有远见。

　　模仿福山当年的口吻，可以说目前的阿拉伯民主革命，意味着几个世纪西方霸权的终结。

　　也许有人质疑：柏林墙的倒塌，结束了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冲突。回答是：马克思创立的现代共产主义，是西方犹太－基督教文化的产物。所谓的“原始共产主义”，不过是《圣经》“伊甸园”的世俗版。从对与人类有超过98%共同DNA的猩猩群体观察，早就否定了这种“精神鸦片”。在这种意义下，柏林墙的倒塌，无非是犹太－基督教世界一场“文化内战”的终结。

　　正如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自相残杀——上一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被亨廷顿精辟地归纳为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内战，两次世界大战和紧接着基于意识形态的冷战主导了现代历史，正是西方世界霸权的最好体现。当今的阿拉伯民主运动浪潮，既出乎欧美国家的预料，又无法为其所控制，显示世界历史终于走出了几百年来的西方霸权和主导。

　　更重要的是阿拉伯民主浪潮，严重威胁到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基本利益。《华盛顿邮报》曾指出，美国在阿拉伯世界必须维持的两项核心利益——以色利的安全和西方的能源供应。这两项核心利益，主导了过去半个多世纪来，美国全力扶植独裁专制“温和”阿拉伯政权的中东政策。

　　再往上溯，正如《纽约时报》承认：整个阿拉伯世界和大中东的政治布局，是西方殖民主义的遗留。最出名的一幕，无过于一次大战结束之际，包括丘吉尔在内的英法两国殖民官员酒足饭饱之后，在一张餐巾纸上划线瓜分了奥斯曼帝国的阿拉伯领地。

　　按照《时代》周刊的主编扎卡里亚的意见，阿拉伯世界被外人控制的历史，甚至可以由奥斯曼帝国追溯到千年前的蒙古征服。扎卡里亚因此用了“震撼世界”（seismic）一词，来描述阿拉伯人即将真正自主的世局。

人民意志开始主导自身命运

　　无论这场民主运动的最终形式如何，阿拉伯各国的内外政策，必然会局部以至全面反映社会基层民意。这一民意，正是美国“核心利益”面临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首先是“以色列的安全”。阿拉伯民主浪潮爆发后，欧美舆论无不担心阿拉伯“反犹主义”。但是这一反犹主义，是对欧洲基督教世界犯下的种族屠杀罪孽，却要无辜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买单”的自然反应。

　　以色列在欧美支持下的存在和扩张，是整个阿拉伯民族现代屈辱情结的首要成分。美国强加的“中东和平”——埃及和约旦分别同以色列签订的“和约”，从未得到阿拉伯民意的接纳，更提不上欧美自身民主的最基本原则——公民投票或民选议会批准。

　　阿拉伯民意的声张，因此成为以色列和华盛顿许多人的噩梦。穆巴拉克总统黯然下台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舰首次通过苏伊士运河，只是这一噩梦的开端。

　　其次是石油。阿拉伯屈辱感的另一重要成分，便是阿拉伯世界有幸拥有现代工业社会最重要的大部分能源，却未能因此提高阿拉伯世界的国际势力和影响。特别是美国经济离不开阿拉伯石油，却可以毫无顾忌地忽视绝大多数阿拉伯人民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意愿。

　　唯一的例外，是1973年中东战争时期，当时沙特国王费萨尔出人意料地参与了惩罚华盛顿的短暂石油禁运。但是费萨尔国王不久就被“精神失常”的留美亲属刺杀，使得仰赖美国军事支持的“温和”阿拉伯领袖，都领教到违反华盛顿石油利益的个人代价。但是十数亿阿拉伯民众的集体意愿，却是山姆大叔难以抗衡的。

　　在欧美媒体近日的利比亚动乱焦点之外更值得关注的，是我多次强调波斯湾乃是“什叶湾”，以及伊斯兰民主运动与什叶派复兴运动重叠的现象。美国第五舰队司令部的驻地巴林，不仅什叶派绝对多数，近日居然出现二成人口上街示威反对逊尼派专制君主的盛景，震动了主要油田集中在什叶派多数的东部省的沙特王室和华盛顿。

　　西方尤其美国自然会竭尽全力来遏制上述各种“不良”后果，最可能的是利用阿拉伯军方，以及教派冲突。但是这次民主浪潮的不可逆成果，是打破了专制统治的最主要环节——民众对警察和治安机器的恐惧感。这是即便军事独裁也很难重建的社会心理。

　　总之，阿拉伯民主浪潮是西方世界霸权的最大倒退。平素不停追诉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遭受西方霸权伤害的北京，却对这一民主浪潮如履薄冰，不能不是历史的讽刺。

作者在北美从事科研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