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开罗到加州

［马凯硕］　(2011-03-22)

　　埃及和加利福尼亚正朝两个相反的政治方向前行。一向缺乏民主的埃及正朝更多民主的方向发展；一直以来享有过多民主的加利福尼亚则朝相反方向发展。二者应该要达到一个共同的中点，即一个能带来善治政府的民主——我指的是“政府”，而不是意义模糊的“治理”。

　　数十年来，“政府”一直被妖魔化。美国前总统里根便曾说过：“政府不是问题的解药，而是问题本身。”但这种时代思潮并非里根所创，而是数十年自由放任理论和这种理论的传播的结果，他只是这种思潮最为雄辩的代言人。

　　在20世纪60年代政府规划项目激增之后，美国主要的意见领袖和政策制定者开始相信，职能最小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里根巧妙地描述了这个设想。他引述公元前6世纪中国哲学家老子的名言：“治大国若烹小鲜：干预过多会弄巧成拙。”

　　这种观点带来了两个危险的结论。第一是相信税收本质上是不好的，因此减税是解决任何公共问题的唯一方案。在加州，多项税收在选民的推动下被削减了，显示了过度民主的破坏性后果。

　　事实上，这种直接的民主让加州变得无法治理。例如，对敏感问题的直接投票，规定犯人必须在监狱服刑，但却与此同时减少税收和监狱的拨款。1978年，第13号提案为加州的房地产税设立了顶限——这是公立学校拨款的主要来源。因此，学校的收入大减。在1974-1979年间，加州在公立高中的人均支出排名，从50个美国州中的第9位跌至第44位。加州学生成绩的排名也跟着下滑。

　　第二个危险的结论是市场是最好的调控者。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是过去25年世界首要的金融管理者，他似乎毫不相信监管者，也认为监管是没有必要的。在2008年4月刊登于《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中，他写道，“根据我的经验，银行职员对借贷风险和订约方的运作远比银行监管者清楚。”同样的，被问及他是否该监管衍生品市场时，他回答道，“这种衍生品交易是行家之间的交易。”

商人总是追求自私的利益

　　在内心深处，格林斯潘肯定相信，他是在让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看不见的手”来提供公共福利。然而，亚当·斯密却强调，私人利益团体总是追求自私的利益：

　　“扩大市场和减少竞争一直是商人的利益所在……对于由这一阶层提出的任何新商业法律和条规，立法者总要十分警惕地听取。要用极度怀疑的态度进行一丝不苟的审查，在没有进行长期、谨慎的审查前，切不可采纳提案。商人阶层的利益从不与公共利益一致，欺骗甚至是压迫大众一般能为他们带来利益，他们也时常这么做。”

　　当然，埃及的问题与加州的问题截然不同。尽管穆巴拉克政府在近几年推行的改革带来了经济增长，但是失业率和贫困率依然居高不下。面对毫无生气的庞大政府机构，和王朝般政治继承的可能性，完全失去希望的埃及人成千上万地涌上街头示威。但是，随着独裁者被赶下台，埃及人也必须重新定义政府。

　　开罗和加州的人民都应该借鉴东亚的经验。尽管东亚各国政府存在意识形态的差异，但它们皆取得快速的经济增长，改善了国民的生活。在东亚，没有哪个地方把“政府”妖魔化。

　　尽管东亚的大多数主要政策制定者是在美国大学接受教育，但却没有一个被里根“政府是问题本身”的说法迷惑。东亚数千年的文化信念构成了一种观点，那就是如果说政府不是解决问题的部分答案，那么任何公共福利都无法实现。例如，孟子曾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过去几十年，美国公共服务的素质每况愈下，而中国的公共服务却大幅改善。讽刺的是，中国政府在加强自身地位的同时，并没有抑制中国经济的增长和活力。中国肯定掌握了一些善治的原则。

　　当然，埃及人和美国人永远都不会允许共产党执政。但是他们都必须找到正确的善治原则，来解决双方截然不同的公共政策挑战。抛弃政府本质上是邪恶的这一里根式意识形态，是必要的第一步。

　　归根结底，全世界人民最需要的是善治政府，来为人民，尤其是底层人民，提供改善生活水平的最佳途径。不幸的是，善治政府供不应求，部分原因是对什么是善治没有全球共识。对从开罗到加州以及其他地方的人民来说，这可是坏消息。

作者Kishore Mahbubani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

英文原题: From Cairo to Califor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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