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自信和不自信

［杜平］　(2011-04-14)

　　这些年来，中国经济超速发展，接连超越了曾经鄙视自己的众多老牌工业国。虽然要追赶美国还需要时间，但中国却是美国的最大债主。经济实力的猛增，使中国在世界事务中逐步挺直了腰杆，露出了百多年来从未有过的自信。在历史上，每当一个大国崛起之时，世界面貌必然会因之改变。如今，我们能够亲眼目睹世界面貌正在改变，不亦幸乎。

　　然而，深层观察，中国的自信还缺乏内在的定力。在蒸蒸日上的大势之下，社会内部存在着很大程度的虚胖；在自信心倍增的表层之下，社会的凝聚力还有太多的泡沫。

　　我们经常看到，在某些特定的时空，中国人确实充满自信，乃至给人以高傲之感，但在其他时候，整个社会却弥漫着玩世不恭和愤世嫉俗的气氛。当中美或中日之间发生某种摩擦的时候，多数中国人的表现看上去都是爱国的，以至于被很多外人视作极端民族主义。

　　可是，在平常情况下，太多人都呈现出截然相反的心态，显得易于愤怒，易于烦躁，似乎与自己所生活的社会格格不入，似乎对现有的各种体制不屑于认同、乃至于不共戴天。

　　如此自相矛盾的表现，折射出了当今中国社会的心理状态，那就是，对某些丑陋现象的不满和怨气，导致了社会心理普遍失衡。在这种失衡的心理状态下，人们对现实感到无奈和无力，对未来缺乏确定感，以至于处处可见焦躁和戾气，

　　按道理，有钱有势的人，包括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冒起的新富新贵，应该比较满意于现状、对未来更有信心才对。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越是有钱有势的人，或者从经济发展中获益最多的群体，反而越缺乏社会认同意识。为什么富商巨贾都要把财富转移出境？为什么权势阶层都千方百计地把子女送到国外？

　　这里不谈特殊事件或者特殊原因，上述普遍现象的背后，大体上有几个主要原因。其一，无论是权贵阶层还是普通民众，人们似乎都觉得自己所生活的社会缺乏一种稳定和安全感；其二，所有人都希望让子女将来能有一个公平和安全的社会环境，但现在却看不到有这样的希望；其三，绝大多数人都沮丧地认为，他们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权利去改变现状，更没有权利去参与塑造国家的未来。

　　因此，每当外界指责中国人过于自信、乃至自大和傲慢的时候，我都感到他们还是不太了解中国。当今中国人并非是过于自信，或者过于自大和傲慢；恰恰相反的是缺乏信心。为什么富裕起来的中国，还是不能令自己的国民增强凝聚力？为什么庞大的经济规模，支撑不起全民的信心？只要看看偏离公平正义原则的社会管理方式，看看缺乏互信的官民关系，看看不断恶化的生存环境，再看看缺乏保障的个人权益，我们就知道答案所在。

缺乏全民认同的价值体系

　　至于所谓的新富新贵，表面上看，个个都很自信，甚至往往给人以不可一世的印象，但实际上，那只不过是以金钱和物质掩盖了内心的不自信。在世界各地，暴富起来的人们都喜欢炫耀，以外在的物质来替代自己内涵不足，当下中国的很多新富新贵更不例外。而在很大程度上，这些人通常都被视为社会的主流和主体特征，而且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和代表着社会管理者的思维模式。

　　问题是，假若一个社会的演变进程长期被这股力量和思维模式所主导，整个社会就必定要误入歧途。中国社会是否已经出现了这种趋势？其发展思路和方向是否已经被这股力量所牵引？实在值得警惕。

　　回顾历史，我们也许更能看清现实。中国人的自信之所以缺乏内在的定力，并非只是因为对现状感到不满和无奈。从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再到五四运动，中国的社会心态就一直在自信和不自信之间折腾和徘徊。在内部压抑和外来挤压的夹攻之下，人们的集体反应模式经常是矛盾的，社会心态也往往是紊乱的。直到今天，虽然中国开始重拾失落已久的部分自信，但很多行为模式依然暴露了不自信。最近这些年，中国不惜工本地以外在形式来体现自身的价值，就是典型的事例。

　　中国现在的问题，也在于此：任何表面风光和外在形式，都无法填补内在的不足，更不能自然导致民族精神的重新锻造。在很多方面，中国确实在进取和进步，包括经济实力已经出现盛况空前的境界，但在练就“肌肉”时，人们内心里却在彷徨和苦闷，既怀疑自己，也怀疑体制。一言以蔽之，至今为止，中国还没有建立一套全民认同的全新价值体系。

　　所谓价值体系，听起来很玄妙，其实不然。简单地说，一个国家或社会的共同价值体系，就是人民在内心深处信服、遵守和依赖这个社会所通行的一套管理模式，使得整个社会的全部机能，按照既定规则有序而平稳地运行。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中国曾经有一套超稳定的社会架构，虽然历经朝代更迭，但运行模式有一个基本的框架。只是到了近代，这种社会架构被内外两种力量共同打破，结果失去了自我更新的基础。

　　因此，要讲大国的自信，首先必须找回失去的自己，并在此基础上与现代世界文明共生共荣。若在忘我的迷失状态中强身健体，那就不可能重塑灵魂，而只能把自身的存在维系于他人的气脉之上。

作者是香港凤凰卫视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