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海外看习近平接班之路

［陈有为］　(2011-07-11)

　　随着世界经济与政治中心的东移，亚洲地区的大国与小国，正在卷入一场争夺战略资源与战略通道的新的斗争。这将使得中国捍卫领土主权的斗争遭遇越来越大的阻力，甚至不排除引起冲突的可能。如果说今后十年亚洲地区有可能发生新的军事冲突，而中国成为其中一方，这并非故作惊人之谈。

　　自从2006年中国实行党政领导任期两届十年制以来，已经过去十五个年头了。现在举世瞩目中国政坛新星习近平，因为他不久将登上大位，接替胡锦涛总书记与国家主席的最高权力。

　　习近平崛起中国政坛不久，从地县级官员提升到闽浙两省与上海市领导岗位，最后进入中央权力顶峰，前后为时不过十年。由于为人厚重，作风沉稳，内外不事张扬以免显山露水，国内外公众对他的思想品格与为政之道所知甚少，尚未形成全面深刻的印象。但从现有信息中去探索这位未来中国新君的思想风貌与施政轨迹，发现它具有某些与众不同的特点：

泥土气与沧桑感

　　一是泥土气。习近平生长于陕北黄土地带，少年时代正逢文革浩劫。被当作“走资派”的后代送往农村插队，最后当过村党支部书记。从那壮实魁梧的身材，可以测知当年他在陕北农村长期插队经过一番历练，决非悠闲之辈。

　　这一段生活经历，使他拉近了与农民的距离，感受到农民的勤奋、朴实和农民作为国家之本的重要性。无论从历史和现实来看，中国农民向来都是中国社会的脊梁骨。他们世世代代饱受苦难，在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各个阶段中做出奉献。今天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成效，也是与中国农民的自我牺牲与贡献分不开。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只有在中国最大的族群农民脱贫致富，受到平等对待，进入现代社会行列之后，中国才能成为真正的世界大国。作为未来新君，习近平在农村长期生活过的经历是可贵的。只要农民活在他的心里，他就不会忽略中国社会最大多数农民的利益。

　　二是沧桑感。习近平出自中共高干家庭，从小就离不开错综复杂的中共内外斗争的政治漩涡。

　　他父亲习仲勋是陕北老根据地和中共西北地区最高领导人，曾担任国务院与全国人大领导职务。在复杂曲折的党内斗争中，他一贯表现得公正无私，从不在政治运动中借机整人。在胡耀邦的问题上，他敢于孤军奋斗逆拂太上老君心意坚持正义立场，在中共党内树立了极为罕见的凛然正气。作为习仲勋的儿子，习近平受过父辈家风的熏陶，深知“高处不胜寒”的甘苦。这有助于他将来慎审处理矛盾复杂局面，力戒举国上下再次因为政策误导而陷入一次又一次的大折腾。

　　第三、习近平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太子党。由于太子党不少成员仰仗父辈权势热衷经商积聚财富，生活奢侈挥霍无度，令人缺乏好感。但对太子党不能一概而论，其中有很多人在中国政治浪涛中跟随父辈饱经忧患。他们也是胸怀报国之志的栋梁之材，应在国家发展中占有一席之地。从中国现实情况出发，让明智合格的太子党参政分享权力，反倒是保持中国政局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古往今来，从储君走向新君是一个复杂而充满风险的过程，当年胡耀邦的朝浮夕沉就是例证。胡虽秉性正直作风明快，是中共党内难得的清官。但他够不上一个成熟的政治家，缺乏深思易于冲动，急于推行年轻化干部政策而被元老派抹掉，重演了光绪戊戌变法的历史悲剧。

　　光绪与胡耀邦的失败教训证明，即便储君转为新君，也不等于其权力巩固足以号令天下。权与谋是不可分割的，有权方能施谋，无谋难以固权。掌权之后必须思而后行，谋定而动，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现在中共元老派虽已从政坛消失，然而党内逐鹿中原，人皆可以为王，并未形成众星拱月之势。中国政局潜伏着难以预测的复杂因素。

面临中国三大变化

　　当前中国形势，面临三个重大变化：第一是，中国社会从一元化向多元化转变。过去对党国领导唯命是从的中国草民，由于在改革开放中发现自我价值而致力于追求个人幸福，不再把命运寄望于政府。这就增加了个人自由的诉求而削弱了国家对人民的束缚。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思想和心理上长期成为“沉默多数”的中国思想文化与知识界，比过去任何时候更为渴求文化学术与艺术创作的自由。这就使意识形态与思想文化主管部门，面临着不可滥施权力任意压制的新课题。

　　比如对毛泽东功过是非评价问题，出现了反差强烈的争论，甚至要把不同意见作为政治罪行进行法律制裁。由于毛的全部事实真相不便大白于天下，即使展开争论也未必就能得出符合历史真实的恰当结论，所以今后领导也只能让它搁浅，对毛的问题继续采取“模糊政策”。

　　第二是，中国社会正在加速走向两极分化，改革开放主要成果落到官商勾结的少数人手里，孕育着未来新的社会危机。近年来大为流行的所谓“蜗居”、“蚁民”以至“屁民”的说法，反映了中国社会存在大量无权无势的弱势群体，至今依然挣扎在贫困与饥饿线上。不仅是成亿农民工没有土地没有资产没有职业缺乏生活保障，而且每年几百万高校学生的人流，也同样面临着毕业即失业的命运。如果中国社会长期保持这种局面不能改变，未来肯定会发生动乱与危机。

　　第三是，中共党内在中国进一步发展和治理的问题上出现不同的对策和分化。过去的一切思想、理论、政策与口号，都在经受着时代的考验，需要适应时代的变化。究竟是以不变应万变，还是以变应变，与时俱进。

　　除此之外，还要看到国际形势对中国有利不利两个方面。虽然中国经济与国力迅速增长，已经仅次于美而占世界老二的地位。但是中国GDP（国内生产总值）的主要含量，是超过实际价值的房地产与大量廉价低端产品，而且主要仰赖于对外出口的国际市场。如果西方经济继续疲软，金融危机扩大深化失业连年增长，影响中国出口和就业，再加上中国国内经济负面因素有增无减，则将来有可能形成内外夹击之势，使中国经济发展遭受严重挫折。

　　从国际形势与中国周边环境来看，也不能忽略不利的一面。尽管中美两国致力于发展全方位合作，在经济上形成了互利共赢的实际需要。但美国担心中国崛起，正在军事、外交与地区合作上拉拢小国，加强对中国的外线包围。由于中国国力迅速壮大，以及东海、南中国海存在领土主权纠纷，亚洲中小国家在安全上对美国的依赖与对中国的防范日益加强。

　　随着世界经济与政治中心的东移，亚洲地区的大国与小国，正在卷入一场争夺战略资源与战略通道的新的斗争。这将使得中国捍卫领土主权的斗争遭遇越来越大的阻力，甚至不排除引起冲突的可能。如果说今后十年亚洲地区有可能发生新的军事冲突，而中国成为其中一方，这并非故作惊人之谈。

　　无论是谁接任中国新的最高领导，都会面临以上所列举的内外形势与难题。中国古贤提倡治国良才必须经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践过程。

　　任何人都不可能是天生的治国行家，要担当一个13亿人口大国的国君，必须经历这样的过程。何况今后十年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充满不确定性与不利因素。它可能是中国经济长足发展，国力大步提升的时期，也可能是中国社会矛盾越积越深，难以化解而最终导致危机并发的时期。

　　习近平一旦从储君变为新君而挑起治国重任，他能否以一个真正继往开来的领导人而载入中国史册，还有待于未来事实的证明。

作者为华盛顿中国论坛社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