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生态保护不能“一刀切”

[韩方明]　(2011-07-19)

　　草原是中国最大的陆地生态屏障，承担着养蓄江河源头，防风固沙的重要作用；草原也是中国中西部地区农牧民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是多元民族文化的物质载体。近年来，随着全球变暖、生产活动扩大以及畜牧经济的超载等众多原因，中国的草原生态危机日益加剧。在甘肃、内蒙、西藏、宁夏、新疆等省区，由“草原问题”而引发的经济、社会矛盾也日益增多。草原问题不仅给生态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提出了难题，也对中国环保事业的国际形象造成了负面影响。建立一套立体、系统的草原生态保护工程迫在眉睫。

草原危机的原因及连锁反应

　　前不久，笔者走访问了西藏和内蒙两个自治区及甘肃省的甘南藏区。的确，周边草原的退化日益严重，个别地区人与草原、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也变得尖锐。与许多专家、牧民的恳谈，引发了笔者的若干思考：

　　造成草原危机的原因是多元的。笔者曾专门撰文讨论全球变暖对西藏冰川的影响，“变暖”也是促使草原退化的重要因素——降雨减少、水位下降、植物数量缩减，草原变得“斑秃、沙化”；同时，随着医疗、生育条件的优化，近30年农牧区迎来了“人口生育率”的高增长。时至今日，传统的牧业耕作无法承载如此之多的新增劳动力。农牧民通常采用过度放牧、开拓草场方式解决新增人口的吃饭问题，但这样违反了草原休养生息的规律，使得草场生态恶化；另外，工业经济仅带来的开矿排污、水源过度抽取等问题，也使得部分牧民贪图经济效益，过度畜养“羊绒产量高、草场破坏大”的山羊；加之人类的干扰和捕杀，使鹰、狼、狐等食肉动物数量减少，也带来了草原的鼠虫害肆虐。如上种种，都使得草原生态岌岌可危。

　　生态危机往往引发连锁反应，带来经济和社会的多重矛盾。牧民增收缓慢，生产门路少，单纯依靠增加牲畜饲养数量增加收入，不仅引发群众之间关于草场、就业岗位、经济利益方面的冲突，还时常因为开发、移民等问题，增大群众和工厂、矿山、地方政府的矛盾。这都大大增加了社会不稳定的危险，提高了社会综合治理的难度。

恢复草原的生态平衡

　　笔者认为，首先，保护草原不是简单的保护“草场”，而是需要保护草原多元的生态系统，保持河流、地下水、植物、动物的多样性和平衡。政府需要加大力度，对水源进行考察保育、限制污染和滥抽。可以尝试欧美经验，对局部草原实施封育禁猎，逐步恢复水草，恢复鹰、狼、狐等食肉动物的种群数量。使草原回复自身生态平衡。避免使用“投毒撒药”等危险的消灭鼠虫的方案。

　　其次，草原不仅仅是农牧民的生产资料，更是他们千百年来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承载着厚重的草原文化。多年来，笔者接触了很多农牧民和他们的孩子，深知他们对牧业生活的情感、对外界世界的渴望和寻找工作机会的不易。当下“退耕还草、退牧还草”工作，需要考虑农牧民的风俗传统和利益。要尊重农牧民，尤其是年长者对草原生活的深刻情感，不搞强行移民搬迁。更要为主动放弃放牧生活的中青年人提供职业培训、语言教育、职业介绍。将简单的“发钱式”的惠牧政策转变为对牧民的就业帮助、福利保障、教育培训。只有做好了“人”的工作，草原生态才会得到更本加强。

　　还需注意，保护草原不能一刀切，不是把人类全部赶出草原。人类也是草原生态的一部分，要帮助他们解决生产、生活难题。要慎用大规模“移民、禁牧”方案，草率移民很容易引发重大社会问题。要将“人”纳入草原生态保护体系来通盘考虑，“分区封育、科学养畜、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政府和社会力量需要帮助牧民调整畜牧业产业结构，牲畜由多养转变到圈养、精养，淘汰破坏严重的山羊。事实上，传统游牧生产缺乏对自然灾害的抵抗力，受到雪灾、瘟疫影响较大，牛羊死亡率很高。因此，严格做好灾害预防和瘟疫防治，也是提升生产率，解决禁牧和农牧民增收之间的矛盾的方案之一。

　　笔者建议，保护草原需要依靠政府和民间组织、企业、农牧民的联动。政府2003 年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虽然有法可依，但各地执法还有待提高。草原保护要下真功夫，不仅要严格执法，还需大量政策拨款、专门机构统筹牧民生产、水草保育、动植物保护、防沙等多项工作。政府要加强草原执法，严厉打击开垦草原、乱采、乱挖的行为。同时，也要放开思路，考虑让企业和民间组织参与进来，可以鼓励成立“草原培育保护公司”、“草原保护协会”、“牧民经济合作组织”，给予草原保护的机构以“经济补贴”和“政策免税”的鼓励。政府从开征的环保税费中拨款给公益或半公益的公司、民间组织。按照科学要求对开发建设中损伤的草场进行“回填、培育”。应当要求每个开发项目要附带“生态恢复计划”，再从民间组织手里“购买生态服务”。在这个过程中，也创造就业机会，同时也教育农牧民提高对生态综合保护的重视，主动保护草原。

　　事实上，由于粗放式的生产和破坏性开发，一方面，草原生态问题严重，但另一方面草原的潜能远远没有发挥。因此，建立一套在保护草原生态平衡，生态补贴、帮助牧民转移就业、科学畜牧、创造性增收，由政策带动、企业牵头、民间组织、牧民互动的立体生态保护体系将是我们亟待完成的工作。

作者为中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察哈尔学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