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苹果兴衰看战略之重要性

[薛理泰]　(2011-08-30)

　　举凡政治体制、决策机制以及财经、科技、教育、工农业各项支撑基础，美国客观条件基本未变，国势却呈现阶段性走下坡的迹象。……归根结蒂，形成变局的因素之一，应该归诸于当年华府在发动伊拉克战争时在战略评估上的严重缺失。这个状况说明战略谋划是否得当，对于一个国家兴衰的重要性，其重要程度不亚于这个国家的体制、机制及各项支撑基础。

近年笔者同海内外学者谈论国际热点问题时，有一个近乎众口一词的说法：涉及北京内外施政得失利弊，结论都归咎于体制问题。若干学者也归类于人谋不臧，可是，若作“深层次”的探究，则仍然归因于体制问题。

　　应该说，决定国家兴衰的最有活力的要素，是领袖的战略素养、组织能力以及由领袖制定并为精英群体普遍接受的战略的正确与否。领袖的战略素养也决定了一家大公司的兴衰。作为一个最新、最典型的例子，即史蒂夫·乔布斯任职与否之于苹果公司的兴衰。

乔布斯左右苹果的兴衰

　　乔布斯仅在大学读了一学期，辍学后沉浸在电脑行业。1976年，他与沃兹尼艾克在居家的车库里创办了苹果公司以后，业绩节节上升。1980年，苹果股价飙升，一夜之间两人变成大富翁。

　　1983年，斯卡利被苹果董事会委任为CEO，他认为乔布斯营造的创意氛围陷入混乱。1985年，董事会鉴于乔布斯独断专行，决定解除他在Mac电脑部门的职责。事实上，乔布斯被解雇了。

　　其后，苹果经营不善，领导更迭，营运业绩每况愈下，财务收入锐减。股价犹如掉了线的风筝，直往下跌落。苹果公司若非“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还能苦撑一时，早已关门了。何况，在美国高科技业界，苹果员工被认为是一群失败者。许多员工陷入自暴自弃，如果有幸能撑到苹果结业那一天，就领取遣散费走人。

　　1996年，苹果董事会背水一战，把乔布斯请回来，次年任命他为大权独揽的CEO。他大刀阔斧地制定了一连串降价促销新产品的措施。苹果在1998年第四个财政季度赢利一亿多美元，惹人注目。

　　稍后，乔布斯推动技术开发、营销团队接连推出一系列新产品，包括Mac电脑、iPod、iPhone和iPad，广为用户喜爱，业绩亮丽，等于重塑了高科技行业。至今，苹果股东赚得盆满钵满，公司市值超越了微软，成为全球最值钱的科技企业。

　　苹果公司现金储备高达764亿美元，另外“巨额利润正在快速增加中”，而美国财政部账号内的现金总量却只有737亿美元。苹果掌握的现金居然超过了美国财政部，这是尤其令人注目的。

　　乔布斯重新进入苹果公司前后，美国科技、金融体系迄无变化，美国各个高科技研发基地境况依然，甚至苹果公司研发、促销团队的结构也没有发生巨变。乔布斯并没有要求实施结构性的体制改革，却在不长的期间内引领该公司闯出迷阵，开创了一片新天地。无怪乎，乔布斯患绝症离开了苹果，股价大幅下跌。以一身系一家大公司之安危，此之谓也。

战略思维决定国家兴衰

　　中外史实证明，国家兴衰同公司成败相似，也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战略思维和决策的正确与否。战略思维和决策水平在整个战略范畴中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战略思维是决策艺术的最高境界。

　　试以美国为例。若论民主体制之合乎民心，决策机制之科学合理，财经、科技、教育、工农业之雄厚发达，军事打击力量之犀利无双，当代应该数美国为最，举世无出其右者。上世纪末，美国国力傲视世界，在外交、经济、金融、科技、军事诸层面拥有雄厚的资源足资运用。设若美国整合各项资源，一体发功，则环球莫与匹敌。

　　然而，不足十年，美国在国外苦于伊拉克、阿富汗两场反恐战争迟迟不能结束，日暮途远，在国内患于金融海啸的后遗症，多年经济欲振乏力。此刻美国陷于内外交困，并非过甚其辞。

　　举凡政治体制、决策机制以及财经、科技、教育、工农业各项支撑基础，美国客观条件基本未变，国势却呈现阶段性走下坡的迹象。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此等现象？追本溯源，此无他，无非是在大战略层面上出了差错，亦即所谓的人谋不臧。归根结蒂，形成变局的因素之一，应该归诸于当年华府在发动伊拉克战争时在战略评估上的严重缺失。

　　这个状况说明战略谋划是否得当，对于一个国家兴衰的重要性，其重要程度不亚于这个国家的体制、机制及各项支撑基础。此即一例。治国方略的基点是高收效、低成本，对策性的建言必须兼顾紧迫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缺一不可。

　　由此可见，领导层素质之高低以及由决策层制定并为精英群体普遍接受的国家大战略正确与否，确实是决定一个国家或者一家公司兴衰的基本的也是最具有活力的要素。尤其在瞬息万变的信息时代，在评估国际格局走势及周边情势走向时，这条规律仍然甚至更为适用。

　　许多学者一味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可能失诸偏颇。对于决策层而言，政治体制改革固然重要，可是对战略谋划也不能掉以轻心。有序的政治体制改革以及精心筹划的战略，犹如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尤其是在执政当局因应内外严峻挑战之际，治丝益棼，存在牵一发而动全身之隐患时，更加应该着重于战略谋划。战略谋划得当，则收事半功倍之效，否则，估算严重一点，会面临情势逆转、大局堪忧的局面，至少也会贻事倍功半之忧。

　　至于学界人士，临事盱衡世局，观察走势，以期洞察症结，提出针对性的见解。凡事一概归咎于体制问题，亦即一味推诿于外力，而不反省本人在评断上是否存在缺失，固然是一种省心省力的办法，却丝毫无补于大局。与其充作事后诸葛亮，不如在预防、预警、预报上尽一点绵薄之力。

　　古今中外，“落后要挨打”，自然是至理名言。追源祸始，“落后”是“挨打”的前提。这里讲的落后，在多半情况下，不是指经济落后或者科技落后，而是指观念落后或者军力落后。

　　作者是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和

合作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