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最后良机

［迈克尔·波斯金］　(2011-12-07)

　　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Georgios Papandreou）和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的双双辞职，凸显了希腊、意大利及其他许多国家，长期掩饰其臃肿公共部门中不可持续社会福利补贴的根深蒂固问题。事实上，对其中好些国家来说，重大改革现在已经是无可避免了。

　　同美国、日本和其他地方一样，欧洲的社会保险体系是在与当今形势截然不同的经济和人口状况下制定的（当年的情况是：更快的经济增长、持续增加的人口和较低的预期寿命）。多个国家的政府（目前的焦点都集中在希腊和意大利身上，但许多国家也面对同样问题）对过多的人许下了过多、也太过长期的承诺。对此，笔者在1986年出版的《过多承诺》（Too Many Promises）一书中，便指出，美国的社会福利制度也存在类似问题。

欧洲亟需改革社会福利体系

　　这根本性问题如今在这些国家不可持续的债务上暴露无遗。欧元区成员国的身份允许它们暂时大量低息借贷，但这事实上只是让问题进一步恶化。

　　改革整个社会福利体系才是解决欧洲危机的唯一长期方案。人们希望在他国政府、欧洲央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uropean Financial Stability Facility）的协助下，主权债务融资的漏洞能暂时被堵住，而欧洲银行也能得到新的资本注入。但只有在这些经济体实行改革并变得更有竞争力后，这些措施才能奏效。它们必须同时减轻税赋并削减庞大的转移支付。因为相对于那些工作并缴税的人来说，领取补贴的人太多了。

　　与此同时，债券市场对财政赤字和债务的关注，也使得这些国家的借贷成本不断上升。因此，短期和长期的政策关系密切；除非临时的应急措施能与根本性的长期结构改革结合，另一个与目前类似——甚至更严重——的灾难将在劫难逃。

导致主权债务变质的三个因素

　　三个根本的因素将决定一个国家主权债务的发展状况：经济增长率、借贷成本及其基本预算状况（扣除利息支付外的预算平衡状况）。一个基本预算平衡的国家有足够的收入去支付其现有开销，但却不足以偿还债务的利息。更高的利率、更低的增长率和更脆弱的基本预算，都会提高债务比率，使偿债运作脱轨。意大利目前的经济年增长率只有1%，却必须为其主权债务支付7%的年利息。因此，它必须拥有可持续的巨额基本预算盈余、更快速的增长，或远低于目前水平的贷款利率来避免债务重组。

　　通过推行能实现足够基本预算盈余的可信政策就可以降低利率。长远来说，如果基本预算盈余能通过控制支出来实现的话，那国家储蓄的增加将推动投资和增长，而高税率则会造成相反的效果。二战后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中成功实施的财政巩固政策显示，每1美元的税务上升平均需要5至6美元的支出削减来抵消。

　　一些专家，如欧洲央行前行长让—克劳德·特里谢（Jean-Claude Trichet），认为财政巩固政策将是扩张性的。确切的说，它可以刺激信心，从而降低利率并抵消对需求的任何直接影响，就如爱尔兰和丹麦在1980年代的情况那样。但那种情况如今不太可能出现，因为许多国家同时在推行财政巩固政策，利率也已经很低。而货币联盟则不允许问题最严重的欧元区国家——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和西班牙——用货币贬值的方式来提升竞争力。

降低债务比率并维持预算盈余

　　为了稳定债务比率并将它逐渐降低到低于GDP60%的安全区内（意、希两国都超过100%），必须设法维持连续多年基本预算有大量盈余的状况。在临时的紧急措施提供喘息空间的同时——由欧洲金融稳定基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欧洲央行购买债券——也必须立刻实行一个可信的长期改革计划。若基本预算盈余不足，临时措施只能推迟不可避免的债务崩溃。

　　在债务困境的核心还有更多的根本算术要做。用以支付社会福利补贴的税率取决于三个因素：依赖比率（享有补贴者与纳税人的比率）；替代率（补贴与平均工资的比率）；经济增长率（大体上是生产力加上人口增长）。

　　换句话说，政府的补贴越慷慨、覆盖范围越大，所需要的税率就越高。这个核心问题甚至将日益影响北欧国家，尽管它们的经济目前看来强劲，财政状况也健全。

　　在欧洲的高税负经济体中，更自觉的纳税行为或选择性财政增收手段，只能在不削弱增长的情况下带来少量的额外税务收入。削减支出是大幅改善预算状况的唯一方法。但这过程将是艰难的。在许多欧洲国家，大多数人民都享有政府补贴。

　　一个关键的问题，是新任的希腊总理卢卡斯·帕帕季莫斯（Lucas Papademos）和新任意大利总理马里奥·蒙蒂（Mario Monti）——两人都是知名经济学家——是否拥有处理这些艰巨问题的领导能力。他们的成败，将显示其他人民享有高补贴的欧洲国家，是否能遏制福利国家的过度支付。

　　这并不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加拿大就成功地大幅减少了过度的福利支出。中左翼还有中右翼政府在近年将政府支出占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减少了8%。已经有一些欧洲国家正考虑提高相对低的退休年龄，一些甚至已经付诸实行了。考虑到人口发展的趋势，这可能是欧洲为其未来繁荣打下坚实基础的最后机会。

　　丘吉尔有句关于美国的名言：“在耗尽所有选择后，美国总会做出正确的决定。”希望他的名言也可以在欧洲身上应验吧。

作者Michael Boskin是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曾任老布什政府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英文原题：Europe's Last Best Chance

版权所有：Project Syndicate，2011

一个关键的问题，是新任的希腊总理卢卡斯·帕帕季莫斯（Lucas Papademos）和新任意大利总理马里奥·蒙蒂（Mario Monti）——两人都是知名经济学家——是否拥有处理这些艰巨问题的领导能力。他们的成败，将显示其他人民享有高补贴的欧洲国家，是否能遏制福利国家的过度支付。这并不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加拿大就成功地大幅减少了过度的福利支出。已经有一些欧洲国家正考虑提高相对低的退休年龄，一些甚至已经付诸实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