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卡达菲的废墟上进行重建

[巴拉克·巴尔菲]　(2011-12-29)

　　新政府成立后，利比亚领导人终于可以集中精力，着手把所继承的专制政府改变为设想中的多元化国家。但他们是否真的愿意并有能力实现这一目标？

　　美国国内就利比亚问题的辩论，集中在该国政府接下来应该采取哪些措施。罗伯特·梅南德斯（Robert Menendez）参议员认为，新政府“必须尽快进行民主制度改革”，而美国和平研究所的马纳尔·奥马尔（Manal Omar）等国际发展问题专家则认为，能否培育出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才是成功的关键。

利比亚需建设国家机构

　　然而，这些观点忽视了利比亚独特的历史，把它视为需要通用解决方案的另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实际上，建设强而有效力的国家机构才是解救利比亚之道。

　　利比亚自1951年独立后就一直处于分裂状态。统治者依靠忠实的部族和小圈子来支撑政权。从1951到1969年的君主制期间，伊德里斯国王（King Idris）的亲属及核心集团的铁蹄，无情地践踏羽翼未丰的国家机构。伊德里斯要的是统治而不是管理，国家机构也因为他的忽视而萎缩。

　　卡达菲于1969年推翻国王后，这个趋势加剧了。由于不满官僚机构不愿执行他的政治理念，卡达菲不顾传统的国家机构，选择直接与人民对话。利比亚这位新领袖以向平民授权为名，制造了层级关系错综复杂的政治机构，但它们实际上只是巩固了平民对他的专制政权的服从。

　　当利比亚人逐渐厌倦了卡达菲的革命言论后，他认为要想唤起民众支持就必须建立新的机构。1977年，他成立了冠之以“革命监督者”称号的委员会。委员会成立了自己的法庭、具备全面拘捕权，接管媒体，并肃清抵制卡达菲指令的官员。利比亚的国家官方机构和卡达菲的影子革命机构从此分道扬镳。

　　卡达菲显然更偏爱后者。1979年，他辞去公职以担任“革命指挥官”这一模糊职务，并解释说“革命事业必须与国家权力分开。”学者蒙瑟夫·徳贾兹里（Moncef Djaziri）形容这为正式及非正式权力的分隔。

　　卡达菲的策略阻碍了国家机构的成长，因为这意味着它们的发展要服从包含一切的改革的需求，这与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如出一辙。经济规划反映了卡达菲的民粹主义政策和对外冒险活动，而不是对稳定和可持续增长的关注。卡达菲并不依赖国家机构来执政，他靠的是其小圈子的爪牙和部族成员。

　　结果，国家机构逐渐衰退。从1986年起，利比亚中央银行就停止发布经济学家和专家制定一致的政策所需要的年度统计报告。因为对民众的政治冷漠感到不满，卡达菲时常宣布自己打算解散所有政府部门，将它们的职能转移给市政府。

利比亚民众并不热衷于选举

　　今天，利比亚国家机构的存在，只是为了提取国家庞大的石油财富并以补贴的形式分发。在一个容忍领导人随心所欲长达42年的国家，法制根本不存在。空军军官萨拉赫（Muhammad Bashir Salah）在解释自己为什么协助推动1993年的军事政变时说，“我们没有国家，没有法律，也没有宪法。”

　　实际上，就连在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是最强大国家机构的军队也被卡达菲边缘化。革命委员会抨击军队是“传统的法西斯机构”。卡达菲数次公开表示要解散军队；在连续8个月试图推翻卡达菲的战斗中，军队在保卫其政权所发挥的作用可说是微不足道。

　　维基解密公开的美国外交电文指出，利比亚“没有几个正式的决策机构”，电文称之为“一个不透明的政权故意模糊权力界线，目的是掩盖权力结构并减少问责”。

　　今天，全国过渡委员会（National Transitional Council）正在延续卡达菲创造的二元权力。事实证明他们缺乏政治经验和强势领导，根本无法管制革命期间兴起的无数民兵组织。这些不受控制的团体对卡达菲的支持者实施报复，让社会上的一大部分人对他们敬而远之。如果全国过渡委员会不能树立威信，怀念卡达菲和他所缔造安全环境的运动就可能应运而生。

　　和邻国埃及不同，利比亚人民对很多西方人认为最重要的选举并不热衷。他们看待局势的态度还是根植于传统政治冷漠所造成的耐心。没有几个政党宣布成立，民众对此也少有热情。积极分子已经把精力放在起草授权国家机构的新宪法。

　　利比亚人认识到全国过渡委员会要在被卡达菲毁坏的废墟上重建国家需要时间。要想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第一步是建设能够满足利比亚人民需求的国家机构。

作者Barak Barfi是“新美国基金会”（New America Foundation）研究员。

英文原题：Rebuilding the Ruins of Qadda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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