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民主如何影响中国政治

[蔡逸儒]　(2012-02-02)

　　1月27日，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郑永年《台湾的民主与中国的政治发展》一文读来颇有同感，应予回应。话说1月14日，台湾进行总统大选，一般认为，这次台湾选举能够平顺落幕，选风确有改善，民众虽有激情但未失理性，没有“奥步”与暴力，这是台湾民众理性选择的结果，是选民对“九二共识”的认同，是民主的胜利，看来台湾又往民主成熟的方向迈进了一步。

　　首先，笔者同意郑教授观点，相信民主制度当然有其合理，甚至优越的地方，国家可以透过定期选举、舆论监督、司法独立、依法行政、决策透明及公民社会和压力团体的运作，适时释放压力，使社会出现大规模动乱的可能降到最低。没有人能够反对民主的原则、理想、价值与实践，让人民当家做主，决定自己的命运，谁曰不宜？

　　其次，不可否认的是，笔者不但同意，更相信民主也有许多不同的表现形式，不能一概而论。任何国家都不能、也不应把自己的意志或制度强加在别人的身上，而且即或民主制度有其优越性，也要让各国有不同的调整适应的空间；毕竟民主不能一蹴而成，要有一定的发展过程，要适应各国的政经发展及文化背景。民主是有条件，要付代价的。

　　郑先生向来主张渐进主义，强调建立机制的重要性，笔者对这些观点都极为赞同。其实，由台湾的民主发展经验看来，由军政、训政而宪政，从地方到中央，以渐进的方式，让人民由实践中体会民主的真义，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中产阶级的出现，当人民的教育水准提高，公民社会成形，而政府也能采取与时俱进的相应措施，终于逐步走向宪政民主，这才是台湾成功经验可贵之处。

　　另外，郑先生也正确地指出，台湾的民主发展过去曾经，未来仍有可能继续被统独议题所绑架，其实如果不是因为台湾内部的统独争议，不同政见人士利用族群动员方式，造成的社会分裂与街头抗争，台湾的民主化过程可以走得更为平顺、平和。台湾政府由经济发展到社会建构再到政治改革，这种逐步、有序、负责任的改革做法，实在应该成为各国研究、学习的对象。

警惕民主原教旨主义

　　历来各界除了争辩所谓北京与华盛顿共识的不同发展模式之外（郑先生是极端不同意用所谓“中国模式”这种字眼），难道台湾的成功经验，甚至包括新加坡及韩国的发展过程，不值得相关国家及学者进一步的思考其中所隐涵的道理，探讨其中有无值得借镜之处？俄罗斯从政治出发的震荡疗法已然可以看出功过，而菲律宾、印度固然民主，但彼等经济发展及贪腐问题迄今未能解决，同样值得深思。

　　谈到中国大陆，有些外国政府访台官员曾一再对笔者表示，两岸同文同种，台湾应该在大陆民主发展及政治改革问题上采取更严格，甚至对抗的态度及立场，台湾可以据此建构自我认同与优越感，以凸显双方的差异。对此，笔者在感谢各界关之余心，只能强调台湾的目的不是要制造冲突、增加对立，而是要尝试解决问题、增加了解，争取双赢，这才合乎自己最大的国家利益。

　　这些年来确实有许多人和国家，表面上打着民主、人权的招牌，实际上干的却是狗屁倒灶的勾当，把民主当成一种至高无上的宗教信仰或政治图腾，用西方的概念强加于人，凡事上纲上线，骨子里却是带着违反民主原则的心态和行径，更糟的还有其不可告人的政治动机或野心，这才是各界应该要反对和警惕的。用共产党的话来说，凡事不要被表象所迷惑，而要看清事物的本质才是重点。

　　月前，笔者在和欧洲的相关学者、有关国家驻欧盟外交官员讨论问题时，某些素有实务经验的人士也说，许多事情并不像学者或主张民主、人权分子想象中那么的单纯，西方某些表面中性的民主及人权组织，背后确实也带有一些不可告人的政治动机。这些人或组织只有在民主、人权符合自己或国家的利益时，才高高举起道德的旗子，来满足自己的优越感，遂行自己的政治目的。

　　在此，笔者希望强调的是，在面对中国大陆时，台湾理当采取理性的态度、用渐进的手法，以非对抗的方式来处理问题，只要不带着有色眼光，不带着优越感，以非挑战的方式，台湾虽然不直接和中国大陆讨论民主、人权、政治改革这些敏感的问题，但改由良善治理、依法行政、决策透明、媒体自由这些问题切入，难到不会是更有效的手法？难道这些不会对中国大陆的现代化产生正面作用？答案当然可想而知。

　　在素有民有、民享、民本概念的中华文明中，民治与民主确实是相对较为薄弱的一环，如今台湾在经济的现代化之余，也能在政治的民主化上为中华文明开创出一片新的天地，这才是台湾生存发展的致胜之道，用现代的话来说，这就是台湾的软实力。两岸唯有在相互比较、彼此学习、发展竞争的过程中，用人之长，修正流弊，截长补短，走出自己的道路，这才是当代两岸中国知识分子共同的责任。台湾民主发展经验对中国大陆政治改革的价值正在于此，不知大家以为然否？

作者是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中山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