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媒体那么抬举岛国总理在国庆群众大会的演讲，叫人有点受宠若惊，岛国的非石油产品出口虽然猛跌，但言论出口到香港，原来也有相当不错的市场。

　　但是为什么有市场呢？那晚从早报的网上看总理演讲全文，我也想起香港。香港的领导人发表演讲，呈献的方式很不一样。岛国领导人的讲话总是带着政治权威，综观大局，分析形势，然后苦口婆心，有时会批评多年来所培养出来的岛国人民特质，再刻意地抖几个包袱。香港的领导人总让我觉得他们在不同场合都是很落力的推销员，面对香港市民或者外国投资者，他们都生怕人家不知道香港这个产品最好的特点。香港社会和政府高官的文化和岛国不同，因此经常是全篇演讲后也不怎么看得出政府具体准备往什么方向走，只有一点近似，那就是宣布成立委员会研究。

　　香港已经处在一种对前途感到焦虑的境遇之中。媒体大事报道，除了因为夏天新闻较淡之外，两地的经济结构固然不同，香港的制造业早在90年代初北迁，而且虽然受到中国其他城市崛起的威胁，它究竟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经验的互相参考总是无妨的，何况两个竞争对手都是冀望成为国际大都会，以汇集多元文化自诩。而岛国领导人演讲的新闻上了几家港报的封面，其实也显示这几年香港在亚洲金融风暴后虽然有些神经过敏，但是至少对外界的发展已经越来越关注，不至于完全内视了。

　　● 打造新岛国

　　我自己看总理的演讲全文，要处理长远的、与过去不同的挑战，打造新岛国，提出应对的五大策略。不过，五大策略有哪一样是新的呢？积极环球化，开拓新市场，扩大腹地。这跟近十年前第二代领导人接班不久时所提出的区域化发展，不是有相似之处吗？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由于没有腹地，岛国曾经无可奈何地必须扬言自己要以世界为腹地。现在新的策略，确定将7个小时以内飞到的亚洲地区看作自己的腹地，算是缩小了范围，找到焦点吗？

　　强调企业精神，期望出现更多走得出去的跨国企业。三年多以前不是已经提出了吗？要有更多的沈望傅，后来陈庆炎副总理还担任一个相关委员会的主席，底下的小组还提呈过建议书。包括破产法的修订，不就是为了塑造一个更能够接受失败的社会环境，更愿意给予失败者重新来过的机会吗？强调革新，不是与前几年讲的重视创意雷同吗？重视人才，设法说服岛国民众接受外来人才，总理不是也在同样的场合里解释过了？留住本地精英的哲学，则在奖学金得主毁约的事件上谈过吗？

　　A跟我说，看了讲稿，她开始担心起来，因为现在面对新的形势，她却似乎没有看到新的点子，感觉岛国政府有点技穷。

　　我说，但是你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看这些没有给人带来意外惊喜的新策略。就是因为几年前都已经陆陆续续做了，你可以说领导人高瞻远瞩，或者可以说他们的做法有持续性。那不也应该让你感到可喜和放心吗？

　　● 心态上必须调整

　　对我来说，其实这些面对未来经济挑战所提出的策略，更多不是经济上的，而是广义的“文化”上的必须变革，心态上的必须调整。或许也正是因为这样，虽然有些在几年前已经提过，但“文化”上的改变不可能一朝一夕，立竿见影。更何况这牵涉到上上下下，即使在政府部门中，要真正能够从最高层传达到中层、下层，并不是容易的事。而且人很可能明确知道要改这一项，但是忘了另一项的做法和流露的心态其实无形中在削弱这一边厢的努力。与其说是新策略，不如检讨这几年来岛国在“下药”时做得够不够，什么地方还要加把劲，什么地方还要调整？

　　总理谈到政治上不愿做“吴巴乔夫”这一点，好像是进入另一个不直接相干的课题。这是很有趣的现象，也似乎是多数岛国人民都能够接受的游戏规则。政治的空间与其他广义的“文化”改革可以截然分离，仿佛人的思想可以区划。政府可以站在决定放出多少政治空间的高度上说，哪些革新哪些活动政府会尽量减少干预，而其他的就照常进行，国家继续前进。

　　这一点，或许是岛国领导人比香港领导人干脆和幸运的地方。而说到底“文化”的革新都是为了经济为了岛国生存而已，岛国的务实本质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

《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