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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行健在领取诺贝尔文学奖仪式上的演讲实在是令人失望。原以为高先生会站在纯文学、纯个人的角度来谈作家心灵深处的灵感和感受；结果却出乎大多数在这次评奖过程中才培养起来对高先生产生敬意的人的意外，他发表了一篇与其说是阐述作家独特体验人类心灵感受的文学观的演讲，还不如说是一份攻击式的政治檄文，其结果似乎完全应验了中国政府方面在得知高获奖后所作的评论：此次诺贝尔文学别有政治用心！

　　虽然高先生在演讲一开始时说：“我不想滥用这文学的讲坛去奢谈政治和历史，仅仅借这个机会发出一个作家纯然个人的声音“，但是他的讲演前半篇讲的却是政治，痛斥某个时代的”专制“及”黑暗“，表述他这个文学代言人所遭到的不幸。

　　特别是他专门指责“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的劫难……作家被杀害、监禁、流放和罚以苦役的，这百年无以数计，中国的历史任何一个帝制朝代都无法与之相比，弄得中文的文学写作无比艰难，而创作自由更难谈及。”他还说“文学一旦弄成国家的颂歌、民族的旗帜、政党的喉舌，或阶级与集团的代言……这样的文学也就丧失本性，不成为其文学，而变成权力和利益的代用品”。他还特别点了毛泽东的年代。

　　尽管高先生的演讲后来大部分篇幅是谈文学、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互动给作家产生的内心表达的激荡，但是他开宗明义大谈政治并且不断咒骂的做法实在叫人倒胃口；似乎这是多年海外流亡怨恨的集中爆发。

　　时代的确是在不断地给人开玩笑。如果一个人的头脑总生活在被刺激最深的年代，往往一辈子只是为了这个特定时代而生活，成为不断进步变化时代里的化石。当年康有为、梁启超在戊戌变法时是时代进步的代言人，但当中国走进新世纪的时候，他们却仍然生活在那个已经消失的时代里，他们的言论就显得十分的可笑了。

　　又比如，当年“李一哲”的大字报，西单民主墙和八零人民代表选举，在当时能够反映文革中以及文革刚结束人们新的探索，使他们当年引起了人们的相当注意。这些人至今仍是海外民运的主要组成部分，但是他们不能跟着中国目前的实际变化，思想仍停留在那个时代，脱离中国的老百姓群众今天的实际需要。“六四”人物也如此，开口闭口都是“六四”，似乎他们的整个生活都只能围着“六四”，而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同于89年的中国了。难怪中国的老百姓不买这些人的帐。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脱离时代，就是这些曾经叱咤风云人物的悲哀。

　　回过头看看南非的曼达拉，这位坐了27年牢的政治犯，在重新获得自由的时候，想到的不是赌咒，不是报复，更不是个人恩怨；

而是他所斗争所争取的是黑人和白人共同的利益和权利，而不计较与之合作的人曾经是关压自己的昔日敌人。曼达拉的思想境界，胸怀和视野，使他的政敌都对他心悦诚服。同样的，尼克逊，丘吉尔，金大中都是能够不断调整自己不脱离时代，不脱离实际的名人。相反，前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却还生活在自己曾经荣耀的时代里，可惜这个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但愿高先生不会总是一个发牢骚的作家。

　　·作者是中国留美学者。本文发自美国

《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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