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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的许多评论文章中，从未读过像徐伏钢那样情绪化的文字，忍不住要说几句话。

　　题目标明为《悲哉，诺贝尔文学奖》（1月5日《联合早报·言论》版），立场明确可见。所以，开首的一段话：“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终于被一名叫高行健的华人作家捧走了。高行健何许人？说来惭愧，作为一名华人，我在早之前不仅没拜读过他的书，甚至连这个名字也不知道。”

　　说为了好奇，作者买了高行健的著作回来“悉心欣赏”。“悉心欣赏”之余，总该有个说法了吧？可是作者扭扭捏捏，一直说“不好说”，说“不是不值得一说”，又说“还是留待专家去说”；不过，作者的看法最终还是扭扭捏捏的说了：“从做父亲的角度考虑，我怕本来天真无邪的孩子读了很可能有副作用。”哦！原来高行健的作品老少咸宜，不过恐有副作用而“儿童不宜”吧了。那么大人呢？“高行健实是个难得的才子，绝不是一个凡夫俗子之类的人物”，作者是看了作品这后才赞他是非凡人物，那么他的作品应该是不错的吧，对吗？可是作者又扭扭捏捏的不愿意这样说，而推说“三言两语说不清楚”。

　　作者就是这样描述高行健和他的作品的。说他有成见应不为过。含沙射影中有论断，但我们却找不到有此论断所持和理由。

　　让我们再看他对诺贝尔文学奖的看法。

　　初看，你以为他是肯定诺贝尔文学奖的。他说：“一百年来，华人作家第一次在瑞典文学院讲台上，从瑞典国王手中接过了几代人梦寐以求的诺贝尔文学奖……这当然是一件值得普天之下炎黄子孙们开怀畅饮的大喜事。”他说即使这次华文作家错过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也不是华人文学的悲哀，而是“那个号称权威和公正的瑞典文学院评奖委员会自身的悲哀！”他还批评了人们指这次文学奖有明显政治倾向“天真幼稚得有些可笑”。可是，这样的立论和他接下来的文字却互相矛盾。仔细再读，才发现以上的看法不过是“从简单的事实来看”，而“不简单”的背后意涵又是什么？

　　作者笔锋一转，指斥瑞典文学院的评委不能凭自己的喜好和标准，“对另一民族的文化指手划脚，甚至甘为裁判”，因为“主宰文化的乃民族本身”。他讥笑十多位评委中，只有马悦然一人识得中文（按：高行健作品早有法译本与英译本问世），“当马悦然在全世界十多亿华人族群面前高谈阔论华人文学的时候，我真的为这位即将退休的瑞典老头子汗颜！”

　　同样的，我们只看到作者对评委的论断，却找不到他有此论断的理由。是谁否定了“主宰文化的乃民族本身”这句话？是否高行健获奖后主宰中国文化的变成了诺贝尔文学奖评委？如果是这样，立论在哪里？如果是这样，那不是高抬了诺贝尔文学奖评委？这和作者后来的推断——诺贝尔文学奖这一次在许多人（按：当然包括作者本身）的心目中是真正开始掉价了——互相矛盾？

　　马悦然先生一辈子研究中国文学，是德高望重的汉学家。他比任何略识之无的炎黄子孙更有资格评论中国文学。他到底做错了什么？说错了什么？要令作者为他而汗颜？论据是什么？就凭这样的“指手划脚”，怎么能令人信服？

　　作者总结说：没有一家世界500强大公司会通过《一个人的圣经》去了解中国。这个论点我要举双手赞成。世界500强大公司要投资中国，肯定的，不会靠一本书，不管是什么书，去了解中国。他们们会参考经济数据，翻阅法律规章，咨询专家，甚至先在中国设立办事处，派驻观察员。天真的靠一本文学著作去了解中国，那是充满幻想的文人，那肯定不会是500强！生意不是这样做的。

　　写诗，星空可以非常希腊而不必出示理由。评论文章则必须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才能令人信服。综观徐伏钢全文，只见论断，未见例证，只见情绪化的陈述，未见理性的推论，这尤其与作者的专业身分不符。

《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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