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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有美国朋友来信谈起对高行健先生获奖演说的看法，竟然与媒体上来自美国的文章基本相同。比如去年12月13日《联合早报言论》版上彭棹先生的文章《脱离实际、脱离时代的演讲》。大意都是说，高行健声言不介入政治，却又一有机会就大谈政治；诺贝尔文学奖有政治动机或高行健被政治利用；中国大陆的发展有目共睹，不该一味指责（也见同版1月18日的王淑娟文《高行健的可悲》）等等。我有时感觉这些人似是在隔岸观火，说说风凉话。最近大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了一本《人有病，天知否（1949年后中国文坛纪实）》的书，作者陈徒手，建议所有关心中国文学及政治的人都看看。

　　大陆官方发言人指责诺贝尔文学奖的政治目的和动机，这件事有些矛盾。官方也许不得不这样做，因为高行健的作品禁止在大陆出版，如果不表态，缺乏政策的连续性。为什么矛盾呢？因为在主流意识形态下，政治与文学一体化，其目的十分明确。体现在这件事情上的双重标准是，我们的文学就是为政治服务的，而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则不能沾半点政治。

　　关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诺奖与政治的关系，我想《联合早报》上庄永康先生的文章《文学不应成为政治工具》基本说清楚了。高行健在演讲结尾说：“我感谢你们把诺贝尔这奖给了文学，给了不回避人类的苦难，不回避政治压迫而又不为政治效劳独立不移的文学。”我想这正是诺贝尔文学奖宗旨的主要部分。此奖的评委们年复一年地把目光投向世界的每个角落，倾听着苦难深重的灵魂所发出的叹息。这种灵魂的哭泣发自内心，没有半点矫揉造作。我愿意引用高行健演讲中的下面这段话，作为他文学创作理念的核心部分：“而这关注的目光如果也审视作家本人，同样凌驾于书中的人物和作者之上，成为作家的第三只眼，一个尽可能中性的目光，那么灾难与人世的垃圾便也经得起端详，在勾起痛苦、厌恶与恶心的同时，也唤醒悲悯、对生命的爱惜与眷恋之情。”我想这就是诺贝尔文学奖的选择。首先要有承受了苦难的灵魂，不管这苦难是明显来自外界，还是仅仅来自内心的苦求；其次是这样的灵魂在不受任何外在因素（政治的、功利的）影响下的自我表达。

　　一些人认为高行健前后不一致，说是要远离政治，然而又大谈政治。不知这些人是否认为高行健是利用描写文革和流亡身分这样的政治因素，混了个诺贝尔文学奖呢？我认为政治是外界强加给他的，他无法摆脱，而不是他在介入政治。就像高先生在演讲开头说的自认为是个“无神论者”，实际上这也是社会强加于他的。因为像我们大多数人一样，在我们的启蒙时期，不会有主教向我们宣讲某种教义，我们也读不到相关书籍。我们没有机会选择要成为“无神论者”还是“有神论者”。我们只知道“精神鸦片”是碰不得的。

　　怎样才能使政治与文学无关？不写文革？文学不就是讲生活的故事的吗？怎样把文革的故事讲出来而又与政治无关呢？《人有病，天知否》书中，记叙老舍的文章的最后一句话，如同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当头棒喝：“老舍的死绝不能只怪罪于那几十个抡着皮带打人的红卫兵们！”什么时候在每一个细节上彻底清算了文革，我们才能完全走出文革的阴影。我认为高先生既没有被政治利用，他本人也没有像一些为获政治避难而去钻营的人那样利用政治。他只是一个有才华，有着并不十分特殊的经历，坚持不受限制地自由创作的作家。仅此而已。

　　中国的变化不能成为容忍压制的理由。害怕自由书写的文字，这是时代的悲哀。看不到第一位以母语书写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人的获奖作品，这是我的悲哀。

《联合早报》

>>> 高行健获奖特别报道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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