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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是针对《文艺城》主催的“从高行健获奖谈本地华文文学”座谈会的回响。作者石鸣从高行健现象进入新华文学区，提出回到文学创作与语言的思考。

　　高行健获颁诺贝尔文学奖在全球华人世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这一震动的余波估计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都不会平息，而其所产生的影响，则毫无疑问会冲击华文文学的创作生态。从这一层面来讲，高行健的获奖所产生的震荡是巨大的。也许正因如此，人们对此投注了非常广泛的关心，也进行了非常广泛的思索，有些关心和思索甚至超出了文学的范围。

　　就新华文坛而言，高行健的获奖无疑给委靡不振的华文文坛和在寂苦中坚守并进行华文创作的作家注入了兴奋剂，同时也激发作家进行更广泛的思考。从2001年1月11日《联合早报·现在·文艺城》刊登的本地华文文学团体代表和作家，针对高行健获奖对新华文学的冲击和影响的座谈会记录，可大致看出本地作家的一些看法。对新华文学的发展而言，这个座谈会无疑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大家基本上是以积极、正面的态度看待高行健的影响，这种共识无疑会在精神上给新华文学创作带来推动力量，同时也会给新华文坛注入一些刺激因素。

　　然而有些让人遗憾的是，从座谈会的记录看来，大家在对文学本身的影响这一实处上谈得不多，在创作的影响上谈得也不多。大家的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宏观的影响上，谈的基本上是一种社会影响。而社会影响，比如让有关当局更加关注新加坡华文创作的现况、让更多人认识华文的价值（暂且不论一种语言的价值是否需要一个诺贝尔奖来确认，或者一个举世瞩目的奖项接受了某种语言就是这种语言的荣耀的逻辑是否成立）、刺激华文书刊的销售等，一个作家的获奖是帮不了什么大忙的。即便是一位新加坡作家获奖，我敢说，它也抵不过一种商业需求所产生的影响（或者被商业利用而最终悲剧性地成为商业活动的一部分）。如果大家清醒地面对现实，就不难发现，在本地，华语的推广如果缺少了商业利益的推动，是难有今日之成效的。所以我认为，对于高行健获奖的影响，就新华作家而言，更多关注应放在文学本身这个问题上。当高行健热过去之后，是什么在支撑我们的文学呢？是我们的创作，我们的作品。所以，从实处谈一谈，从细节上谈一谈，也许更有价值。

　　笔者就此谈谈拙见，期望抛砖引玉。

在民族性与世界性之间

　　首先是文学的民族性问题。高行健在其题为《文学的理由》的受奖演说辞中认为：“现今一个作家刻意强调一种民族文化总也有点可疑……作为语言艺术的创造者，没有必要给自己贴上个现成的一眼可辨认的民族标签”。这一论点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当前的全球化思潮，因此很容易被一些人认可。但我认为，高的这一看法是不全面的，因而具有一定的误导性。

　　事实上，高行健的这一说法和他自身的作品如《灵山》等所表达的内容是相抵触的。《灵山》和他的一些中短篇小说不仅是有民族性，甚至可以说体现了很强的民族性。这些作品所采用的现代派创作手法并没有消解作品的民族性，而民族性也没有破坏、削弱其创作手法的表现力。非但如此，民族性的东西如深厚的哲学传统等反而丰满了其作品。高行健在受奖演说辞中提出淡化民族性，强调跨越国界，超越民族意识，也许是出于某种理由要拉开他和中国的距离，斩断某种根的联系。于他私人的情感来讲，他有权利这样说；然而如果因为他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华人作家，我们就要奉其言为圭臬的话，华文文学的特性将会消失，华文文学本身也会因淡化或者剔除民族性即自己的特性而被世界文学淡化、漠视。

民族性是世界性的重要基石

　　事实上，在作品中体现民族性，和强调跨越国界、超越民族意识是并不互相排斥的。民族性不仅体现出一个民族特有的文化传统，也凝聚了一个民族丰富而普遍的情感。一部伟大的作品，不可能建立在海市蜃楼上，它必定是建立在一个实在的民族坚实的肩膀上。民族性和民粹主义不同，它不是洪水猛兽，而是对话的基础。民族性依托的是坚实深厚的民族传统，体现的是开放性和对话性，而不是民粹主义的封闭性。一个汉语作家要对世界发言，他应该讲出谁的声音？他应该讲出美洲人民的声音、欧洲人民的声音，还是华人的声音？

　　如果我们仔细翻阅历届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作品，就不难发现，获奖作品大多数都蕴含了浓厚的民族传统，体现了深厚的民族性，有些作品更是因其体现了民族性的东西而获奖（如川端康成、聂鲁达等）。当我们阅读格拉斯的《但泽三部曲》、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或阿斯图里亚斯的《危地马拉的传说》等作品时，都会从中感受到其深厚的民族性。欧洲作家的作品让我们了解欧洲民族的文化、哲学和其宗教传统内涵；美洲作家的作品让我们了解美洲的历史命运；这些伟大作品立足的基点，就是其民族性和民族传统。关注人类普遍的命运、追求世界范围内的普遍性共识，和保留民族性并非水火互不相容。民族性是世界性的重要基石，没有民族性的世界性是虚幻的世界性，没有民族性的普遍性也是虚幻的普遍性。

　　对一个作家而言，没有民族性的内涵，其作品就失去了坚实的情感基础；抛开民族性去追求世界性，追求普遍性的承认，会使作家忽略倾听自己民族的声音；刻意地去斩断自己文化上的根，也就意味着斩断了作家和其本民族读者的联系，其作品的生命力，也就大打折扣了。高行健强调创作的自由并努力去追求创作的自由，这是十分可贵、值得敬佩的，然而因为曾经的不自由就斩断和民族的联系，却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高行健得到了天空，却失去了大地，这不能不说是他的一个悲剧。希望这样的悲剧不会在新华作家身上发生。

民族性不等于沙文主义

　　另一方面，虽然一个作家需要有开阔的胸襟，要有全球性的眼光，但如果获取全球性的眼光是以对民族性的剔除为基点而产生，那么作家寻求普遍性的获得或表述本身就值得质疑了。因为如果这种表述是人类普遍情感的表述，倒还有其一定的空间；但如果是更进一步地涉及到文化和价值观的层面，和全球化的思潮拉上了关系，就应该引起注意了。全球化本来是以对抗文化帝国主义的身分而出现，然而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由于经济基础的不同以及信息时代带来的巨大冲击，就文化和社会层面而言，全球化正不可避免地成为西方化的外套，其内核就是西方文化品味和习俗及价值观的全球化。在这种背景下，提倡放弃民族性，不就是提倡唯西方的马首是瞻么？这和追求人类共性不是矛盾的吗？这不能不让人担忧。

　　所以说，一部作品中，民族性是不应该被抛弃或被忽视的。我不知道对新华作家，高行健的论点会引起多大程度的共鸣，但想必是有的。因为在新加坡这个多元文化、多元种族共存的社会里，作家要表现生活，就会不可避免地遇到民族性的问题。为了不致被认为是沙文主义者，有些作家有意避免民族性的现象是存在的。我个人认为，这一担忧是不必要的。事实上，只要创作者不是极端的民族主义者，其作品是能分清民族性和民粹主义的，因为作为一个以文字发言的人，作家是知道自己肩上的道义责任的。

华文文学的创作和推广方面的思考

　　其次想谈谈华文文学的创作和推广的问题。在座谈会上，与会者面对华文文学在本地的式微，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和建议，显示了一片真诚和热忱，以及对华文文学的推广的厚望。在看法和建议中，比较突出的一点是希望借助政府的力量，解决华文文学在本地面临的困境。我个人认为，这一看法有着认识上的误区。文学活动和经济活动不一样，不可能仅仅因为有一个好的政策主导和一些资金的注入就能繁荣、推广，它更多地受着文化和经济活动的影响。

　　具体到新华文坛，华文文学的式微与繁荣是和新加坡的教育体系、英语和华语在社会生活和经济活动的各个层面所占的比重、种族课题、西方文化的冲击和传媒的引导等因素息息相关。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下，孤立地谈论新华文学的繁荣与推广，在很大程度上只能是一种乌托邦似的描述，甚至会造成写作者情绪上的打击。退一步讲，即便文学的复兴只要花人力、财力就能办成，政府的文艺复兴计划出于一种国家整体利益的考虑，重点强调某单一文化的复兴的可能性不高。这一状况估计在可预见的将来都不会有多大的改变。

　　因此我认为，新华作家们要甘于目前这种数量上的少数社群的状态和社会力量上的弱势群体的现状，将文学作为一种纯艺术先经营好，先创作出精品，再来讲推广和普及。在建立了一个比较深厚的社会基础后，再来谈论华文地位的提升。在目前的情况下，对文学创作的继承，只要有少数执著、有才华的人来从事就行了，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去追求大的普及面。面大了，滥竽充数者也自然就多了，于事无补（而且在任何一个国家，文学的质量都不是以人数的多寡来判定的）。集中现有的力量，重点挖掘和培养有潜力、热爱华文文学创作的作者创作出好作品才是最重要的。

纯净语言的必要

　　怎样才能创作出好作品呢？影响一部作品好坏的因素很多，这里想重点谈谈语言问题。

　　对新华作家来讲，创作出好作品面对的最大挑战是语言问题，这包括语言的深度和语言的纯净度。一部文学作品，不仅要实现其资料价值，更要实现其文学价值。而文学作为一门语言的艺术，其文学价值的实现和语言是密不可分的。粗糙的语言既不会给读者带来审美享受，也不会引导读者进行深入的思考、得到深刻的体验。从创作的角度来讲也是如此，语言不能够深入，思考和体验也就不能够深入，作品也就当然达不到一定的深度。

　　正如高行健在受奖演说辞中所言：“语言不止是概念与观念的载体，同时还触动感觉和直觉，这也是符号和信息无法取代活人的言语的缘故”，“与人类文明同时诞生的语言有如生命，如此奇妙，拥有的表现力也没有穷尽，作家的工作就在于发现并开拓这语言蕴藏的潜能。”高行健对语言的热爱和对语言的表现力的探求，特别是在回归汉语言的本质特性的基础上探究其表现力的努力，是值得学习和深思的。关于高行健在挖掘汉语言表现力方面的一些看法，看一看《没有主义》，就不难发现（高行健在香港“中国当代文学与现代主义”学术讨论会的发言中更是明确地将这一问题提出讨论。顺便提一句题外话，笔者的《没有主义》于两三年前购于本地某书店，书静静地躺在一大堆减价书中，售价1元。高获奖后，该书再度出现，售价近20元），这里就不多言了。还有一个可以给我们以启示的是，高行健自离开中国后，就一直生活在法国，在这样一种文化生态中，坚持用汉语言进行创作自有一定的难度。很多流亡海外的中国作家，都面临一个无法回到母语写作状态的困境，但高行健却似乎没有这一困境。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他能融入当地的文化生态中，也在于他对汉语言的孜孜以求。高虽然也用法文进行戏剧创作，但在其中文作品中，却没有法语的影子，他的语言是纯净的。在这一方面，高行健的创作应该引起新华作家的深思。

新加坡特色和精致语言的陷阱

　　在新加坡，语言的深度和语言的纯净度都存在着问题、面临着挑战。

　　由于新加坡特殊的社会生态，语言的驳杂几乎已成为新加坡深层的文化和社会结构中不可更换的重要链条，甚至已几乎积淀为集体无意识中的一部分。1月19日《联合早报·现在·生活》刊载的《游台小记》（作者为早报记者黄向京），正好可以作为了解这个问题的例子。在这篇文章的结尾，作者说：“说来不敢相信，到了最后几天，我开始想念说英语、看英文招牌……对在新加坡生长的我来说，华文、英文，一个也不能少。”从这里可以看出，语言在这里已不单单是语言的问题了。混杂的语言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已成为群体认同的标志了。既然语言已和社会情感等因素混杂在一起，讲究语言的纯净是否会削弱作品的情感基础并导致丧失读者的共鸣？从现有的作品来看，有些作者是这样认为的，所以他们在作品中以方言、英语的混杂来体现新加坡的特色。从作品的角度来讲，新加坡特色的体现是否必须以牺牲语言的纯净来实现呢？我个人的看法是否定的。

　　正如前面所言，语言的纯净度和深度是紧密相连的，只有精致的语言才能带来深度的思考。混杂的语言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新加坡的特色，但这种表现是表面化的。事实上，深入的揭示和细腻的描述才是作品感人的重点所在。混杂的语言在体现人物性格的对话中适当采用应可被接受，但以它作为基本的叙述语言，则是不当的。只有准确、丰富、纯净的语言，才能不仅形象地描绘我们的生活，而且深入细致地探讨内心世界。所以，如果要在文学的层面找一个高行健获奖带来的最大冲击或者说启示，我认为应该是语言的思考。希望新华文学的创作能在语言的深度和纯度上向前迈进，体现出文学作品最丰富的美感。

　　另一方面，注重语言也要注意避免陷入语言游戏的泥淖。“……语言的游戏对作家往往是一个陷阱，如果这游戏背后不能传达通常难以表达的意味，即使玩得再聪明、再漂亮，也徒然是某种空洞的语言形式。”（见高行健《为了自救而写作》）。就新华文坛目前的情况来看，玩语言游戏的情况虽然不严重，但是存在。如果有影响力的作家在语言上玩小聪明，对后学者肯定产生极为不好的误导。如果后学者更因此而培养起走捷径的心态，舍本逐末，对文学的危害就大了。须知，文学之路是无捷径可言的；我们要有创新的意识，但要把创新和搞噱头、虚张声势区分开来，这样才能在文学这条路上踏踏实实走下去，才能最终让新华文学壮大。

作者为中国年轻写作人,目前旅居新加坡(文中小标题皆编者拟)

《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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