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２０００年人口调查报告公布后，获得新闻界重视，大事报道，凸显了我国各族人口比例的极大变化，也详细报道了各州人口分布情况、各族结婚年龄的情况等，唯独没有深入报道我国过去１０年来宗教信仰分布的变化，诚美中不足。

　　实际上，宗教信仰的分布情况及趋势，是社会研究不可忽略的课题。本文尝试以３届的人口调查报告，分析过去２０年内我国华人在宗教信仰上所出现的变化及趋势，并提出初步看法来解释这些情况。

　　调查结果难信服

　　从１９８０年起，我国政府的人口调查报告，把宗教信仰分为：回教、基督教、印度教、佛教、儒道及传统信仰、民俗信仰、其他、没有宗教及不详。这种区分是目前世界各国惯用的方式。

　　众所周知，我国华人大体上是同时奉行佛教、儒道及传统信仰者，把这种综合性的宗教硬性地一分为二，只能让受调查者迷惑，导致调查结果无法让人信服。因此为了方便分析，本文暂且把这两种宗教信仰重新结合，简称为“华人传统宗教”。

　　华人人口从１９８０年的４１４万４千６０７人增加到２０００年的５６９万１千９０８人，增加了３７．３ ％。同一时期，华人回教徒人口增长率是４９０％，基督教徒增长率是１２３％，兴都教徒增长率是２５７％，而“华人传统宗教”信徒只增长３２％，明显地证明华人传统宗教信仰增长率缓慢，而华人的其他宗教信仰却以惊人的增长率成长。按此趋势分析，到２０２０年，华人回教徒将占华人人口的４％，华人基督教徒将占华人人口的１５％，而华人传统宗教信仰者将占华人人口的８０％。

　　华人传统宗教信仰者在１９８０年时，占了华人人口的９０％，到了２０００年只占华人人口的８６％。这种下降的趋势，是因为有不少华人传统宗教信仰者放弃了原本的宗教，而改信回教、基督教或兴都教。当华人人口的增长率是３７％，而华人传统宗教信仰者的增长率仅是３２％ 时，它明显展示了一种改信其他宗教信仰的趋势。

　　华人改信仰原因多

　　值得一提的是，华人传统宗教信仰中以儒道传统信仰自居的华人越来越少，从１９８０年的１５１万１千６４３人降至１９９１年的９１万９千８５４人及２０００年的６０万５千５７１人，是惟一负增长的宗教信仰，这当然与事实不符。另一方面，华人佛教徒人口从１９８０年的２２２万１１５人增长到１９９１年的３１４万６千５１５人及２０００年的４３２万４千９７１人，这也令人难以信服。然而综合这两种趋势，可以推论出越来越多华人传统宗教信仰者不甘自称为儒道传统信仰者，而选择自称为佛教徒。

　　“华人传统宗教”信仰者改信他教有多个原因，其中有３个值得探讨：１、通婚因素。华人传统宗教信仰者对改变宗教信仰的态度是相当开放的，而其他宗教，尤其是回教与基督教却严格规定教徒不能与异教徒通婚或与异教徒通婚后所生下的子女必须入教。因此华人传统宗教信仰者，不论男女一旦与其他宗教信仰者结婚，就必须改信他教。２、传教因素。华人传统宗教信仰，尤其是儒道传统信仰在传教方面不力，导致其信徒往往对本身的宗教认识不深，缺乏自信，一旦接触其他宗教就轻易改变信仰。反观基督教与回教，是世界著名的传教宗教，在亚洲的传教工作不遗余力，成功地从其他宗教社群里招募了不少的新信徒。这现象不仅在马来西亚如此，在整个亚洲也是如此。３、文化因素。宗教皆有他的文化背景与属性。当人们接受或放弃一个宗教时，他不仅考虑到这个宗教的本质，也在潜意识里考虑到这个宗教的文化属性。

　　在许多人心目中，基督教是属于西化、现代化、先进的；而华人传统宗教信仰恰恰相反，是属于东方 、落后、愚昧的。华人社会这种典型的“崇洋”及“文化自卑”心态是普遍的。这种心态自然局限了与华人文化渊源深厚的华人传统宗教发展，也惠及属于西方文化的基督教。这个因素也可用来解释为何大部分的华人传统宗教信仰者选择以佛教徒自居，因为在佛教及儒道传统信仰两者之间，佛教的文化形象较高。易言之，华人宗教所属的文化背景为它带来了负担，只要这种文化形象不能提升，华人宗教将难以突破困境。不过话说回头，宗教本是一种文化力量，因此华人传统宗教如何发挥力量来强化所属文化，是当今华人传统宗教领导人及华人文化工作者的急务。

　　众所周知，人口结构的变化，尤其是种族及宗教结构的变化，经常会带来许多复杂的政治、社会、经济等问题。韩国自战后所发生的宗教结构变化，为该国带来了一连串的政治社会问题。９０年代波斯尼亚及科索沃的动乱，源头就是种族及宗教结构的变化（见亨廷顿《文明冲突及世界次序的重整》）。１９８０年，新加坡多位学者分析该国的人口调查报告时，曾提出新加坡华人可能因宗教结构变化而面对一些问题。因此，我国华人宗教信仰分布的状况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是值得重视的，也是值得有识之士进一步研究的课题。（洪祖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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