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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萃
恐怖主义正逐步本土化
联合早报
(2002-10-28)
● 赵华(南京) 峇厘岛的爆炸声再一次敲响了警钟,恐怖主义已经迈向全球化并逐步本土化。从北非到东南亚处处都闪动着恐怖分子的怪影,全球性恐怖组织正同当地恐怖组织紧密合作,新一轮危机刚刚开始。 恐怖主义的全球化并没有因卡伊达组织受到沉重打击而消沉,反而得到进一步扩散,并在一些地区实现了本土化。自从阿富汗塔利班政权被摧毁以后,卡伊达组织被打散了,恐怖分子也不断落网,但卡伊达组织并没有随之瓦解,而是化整为零地同美国及世界反恐力量周旋。卡伊达组织下放领导权力,放手让其成员从事恐怖活动,一批中层活动分子已经在卡伊达组织中发挥更加突出的作用,并且正在与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极端主义者协同活动,形成新的恐怖分子联盟。 这个新的恐怖分子联盟从北非一直延伸到东南亚,虽然组织松散,但完全有能力像过去那样发动类似九一一事件的恐怖活动。一些卡伊达组织分子及其拥护者早已逃离阿富汗,同中东、南亚和东南亚的激进组织取得了一系列的联系,并重新展开秘密活动。 在管理方面,一些卡伊达组织指挥官将视线转向互联网,利用网络来重建恐怖组织,并加强恐怖组织成员之间的联系和协调。 恐怖主义的本土化体现出恐怖主义的多面性。它不仅针对美国人,而且发展到进一步仇视所有西方人的地步。 陷入僵局的反恐战 阿富汗反恐战把潜在的恐怖分子驱散到世界各地,他们进一步传播恐怖思想、组织恐怖网络和发动恐怖袭击,使国际社会疲于应对,加剧了国际反恐战的难度。恐怖主义全球化促进了国际和地区恐怖势力的相互勾结,交流信息和联合行动。 从目前的形势来看,亚欧大陆和北美是恐怖袭击的集中地区,而反恐战也主要在上述地区展开。最近恐怖活动的不断发生,显示卡伊达组织在重新调整和积蓄力量后,正试图卷土重来,而且在改变游戏规则,避免防卫措施严密的国家机构和军事设施,把目光转向象征西方文化、宗教或力量,但保护措施不够严密的目标上,也就是美国国务院报告所指的“软目标”。同时,他们的目的更加简单化,纯粹就是攻击西方的利益,包括西方人和民用设施,手段也趋向更加残忍和肆无忌惮。 目前,国际反恐战陷入了僵持状态,塔利班和卡伊达组织领导人生死不明,有可能就隐藏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边境的部落地区,并遥控指挥世界各地与卡伊达组织相关的恐怖分子,预谋更大的恐怖行动。九一一事件后,美国高举反恐大旗并组织反恐联盟,初步赢得了阿富汗反恐战的胜利,但美国对伊拉克动武有可能适得其反,产生更广泛和更具威胁性的恐怖主义,并造成反恐联盟内部的分化。 解决涉及中东地区的恐怖主义问题,必须首先同相关阿拉伯国家协调好,并妥善处理巴以冲突问题。美国长期以来在巴以问题上坚持双重标准,使阿拉伯世界的反美情绪持续高涨。如果在攻打伊拉克之前不先解决卡伊达组织,将产生更多的恐怖主义分子,利用反战情绪滋生事端,攻击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利益。 新安全观的几个支点 恐怖主义的全球化与本土化使国际社会进一步认识到其危害性,并在加大力度铲除恐怖主义,但国际社会首先应当客观定义恐怖主义和恐怖组织,并按照共同确定的定义同恐怖主义作斗争。 九一一事件后,联合国力促国际社会就恐怖主义定义问题达成一致,但效果甚微。世界上的一些大国和重要的国际组织对恐怖主义都有自己的定义,如欧盟对恐怖主义的定义是:对一定的人群进行威吓,或迫使一国政府做或放弃做某件事,或对一国政治、经济或社会结构构成严重威胁的行为。 可以看出,这样的定义缺乏客观性和实际操作性,从而有可能会产生双重标准。我们不应当把恐怖主义同任何宗教或种族联系在一起,同时需要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考虑一些暴力冲突与恐怖主义的区别问题。如果国际社会不能就恐怖主义的定义达成一致,共同找出和解决恐怖主义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根源,就很难处理好反恐战中有所作为和有所不为的关系,进而危及到国际反恐战的成效。 笔者认为,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新世纪初必须确立新的安全观。冷战结束以来,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国际安全因素中也出现一些新的关注点,如恐怖主义、电脑黑客、跨国犯罪、生态失衡等,国际安全观开始逐渐发生变化,其内涵和外延不断扩大。 恐怖主义全球化不仅直接威胁到国际社会的安全,而且间接的损害了经济发展的安全基础,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新国际安全观需要全盘考虑反恐与利益争夺问题、反恐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目前的反恐战已经超越了一般的反恐意义,一定程度上搀杂了能源、霸权等现实战略因素,某些国家打着反恐的旗号,抢夺地缘战略优势和资源控制权,从而为反恐战蒙上了一层阴影。反恐战必须与消除贫困问题同步进行,贫困不是恐怖主义的直接根源,但实际上为恐怖主义的兴起和繁衍提供了温床。 新国际安全观的树立需要美国放弃单边主义做法,扮演公正的角色。反恐是一场国际运动,必须在联合国主导下的国际框架内进行。美国必须发展多边主义的国际安全观,必须抛弃“先发制人”战略,因为这将给美国树立新的对立面,带来新的反美情绪。国际社会应公正的对待有关涉恐当事国,在平等互信和对话基础上,通过协商和谈判的方式解决反恐难题,推动国际社会共同担负起消除恐怖主义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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