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眼”看中国实践

（中国）《瞭望新闻周刊》   (2008-10-07)

　　西方学者普遍认为“中国模式”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发展选择，但同时也对中国影响力的扩大感到担忧

　　文/《瞭望》新闻周刊驻华盛顿记者严锋

　　驻伦敦记者马建国

　　驻巴黎记者严明

　　驻东京记者刘赞

　　30年改革开放，中国获得了全球瞩目的飞速发展，中国所走过的发展道路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有关“中国模式”的探讨最早开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2004年5月，美国《时代》周刊前高级主编乔舒亚库珀拉莫发表题为《北京共识》的文章，引起国际学术界普遍关注。近年来有关“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的讨论在美国及西方学术界仍是热门话题。

　　“华盛顿共识”的破产与“中国模式”

　　上世纪90年代初，西方国家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拉美国家提供一揽子经济改革援助计划，并在放松政府管制、削减社会开支、私营化等方面附加了一系列条件，这与后来的所谓“休克疗法”等统称为“华盛顿共识”。

　　美国学术界如今认为，“华盛顿共识”在实践中基本上是破产的，给相关国家带来了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后果。所谓“中国模式”或称“北京共识”，正是相对于“华盛顿共识”而提出的。

　　美国学者对“中国模式”在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特别是促进经济快速发展方面取得的骄人成就，普遍予以肯定。但也有不少人声称，中国发展目前面临的问题也恰恰与这一模式有关，并对这一模式能否持续取得成功表示怀疑。

　　到目前为止，美国学术界关于“中国模式”本身的内涵就存在很大分歧。拉莫本人提出的定义是：“世界上许多国家正在绞尽脑汁地思考，在只有一个强有力的单极中心的世界中，如何既要发展自己的国家，又能以一种允许他们拥有真正的独立，并保护自己生活方式与政治选择的方法融入国际秩序。对这些国家来说，中国开拓出了一条道路，我把这称为‘北京共识’。”拉莫把“北京共识”归结为三个方面，即创新和不断试验；把可持续性和均衡性（指缩小贫富差距）放到比GDP增长优先的地位；自主权。

　　自从拉莫提出上述定义后，美国学术界就一直争论不休，尤其是第一条和第二条定义，遭到了很多学者的批评和质疑，认为其定义要么言过其实，要么自相矛盾。

　　中国问题专家哈里哈丁认为，与“华盛顿共识”相比，“中国模式”有三个明显的特点。首先，在发展目标上，“中国模式”强调，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发展、稳定和人权必须平衡发展，其中人权的含义也与西方不同；其次，在发展战略上，“中国模式”主张通过试验，在结合当地实际情况下进行渐进改革，反对“休克疗法”，先经济，后政治，而且未来选择的政体也未必是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再有，在对外援助方面，“中国模式”不给对外援助附加任何政治条件，而且援助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而不是提供政策建议，要求体制改革，甚至要求建立公民社会。

　　美国俄勒冈大学中国问题专家阿里夫德利克则认为，“中国模式”与其说是一个“概念”，不如说是一种“理念”，因为它并没有严谨的含义。他说，人们在提到“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时，似乎把发生在中国的任何事情都与这个概念联系起来。

　　也有不少学者从根本上反对所谓“中国模式”这一概念，他们认为，中国之所以成功，恰恰是没有什么“模式”。有的学者索性指出，在“北京共识”上根本没有“共识”。

　　美国学者担忧“中国模式”构成挑战

　　美国学术界在讨论和评价“中国模式”时，几乎都与“华盛顿共识”进行比较，认为“中国模式”是在“华盛顿共识”失败后，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颇具吸引力的“替代模式”。

　　美国学者对这种新模式的潜在影响普遍表示担忧。哈丁认为，“中国模式”对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那些抵制西方有条件援助、拒绝美国推行民主或羡慕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政府，似乎很有吸引力。他认为，“中国模式”将与美国版的模式形成竞争，尽管谁胜谁负尚在未定之数。

　　更为偏激的观点认为，如果发展中国家都效仿“中国模式”，强调自主，这将对美国和西方主导的经济秩序构成挑战，并形成新的世界中心。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模式”将加强中国软实力的影响，并对“中国模式”在非洲国家中的影响十分关注。德利克认为，“北京共识”相对于“华盛顿共识”而提出，“共识”这个字眼本身就有“霸权”色彩。他又说，无论是“北京共识”还是“中国模式”，都暗示“在全球政治经济中还存在一极，可以为那些华盛顿帝国主义的反对者提供一个集结地点”。

　　也有观点认为，对“中国模式”的解读存在误区，因为“中国模式”之所以取得成功，与其说是挑战西方经济秩序，不如说是中国巧妙地利用和操纵了西方经济秩序。

　　拉莫是比较认同“中国模式”的美国学者之一，但他也在文章中认为：“中国的市场体系已经带来了各种问题。在宏观层面，这些问题包括污染、社会不稳定、腐败、对政府的不信任和失业。在个人层面，除了最年轻的人群，每一个中国人都发现，生活的快速变化使他们不同程度地有所迷失”，“在过去25年中，中国从世界上收入分配最为平均的国家之一，转变为最不平均的国家之一”。

　　英国学者称“中国模式”兼收并蓄

　　中国问题专家、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亚洲研究中心主任阿塔尔侯赛团近日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模式兼具诸多成功经济模式的特点，不仅给中国带来了空前的繁荣和变化，还在整体上惠及全球。中国领导人倡导的“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等理念有益于中国，整个世界也将受益。

　　阿塔尔侯赛因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既不同于上世纪亚洲“四小龙”快速发展经济的出口导向型，也不同于以消费为主导的美国模式，或德国、法国式的国家调节下的市场经济模式。中国的发展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在保持自身数千年的社会、文化传统的前提下，经济快速实现市场化、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迅速实现全球化的发展模式。

　　他说，中国的发展不但在原来相对封闭的计划经济体系内形成了巨大消费市场，同时中国企业也逐步走向世界，开拓了世界市场。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模式是兼具“四小龙”、美国和欧洲等经济模式的中国特有的模式，也就是中国人常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

　　这位中国问题专家说，中国的市场经济不是排斥市场的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也不是美国的或欧洲的市场经济。中国已经发展了被世人称为“世界工厂”的制造业，但同时也为东南亚甚至欧洲等地区的企业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市场机遇。“中国制造”不仅使中国受益，世界各地的消费者也从价格相对低廉的“中国制造”中获益。

　　阿塔尔侯赛因认为，中国领导层的团结、高效和治国经验的不断提高，中国相对完善的基础教育体系，发展良好的基础设施体系，中国人民的勤奋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理念都是中国30年来取得迅猛发展的关键。中国改革开放的奠基人邓小平提出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一心一意搞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思路，被一届又一届的中国高层领导扎扎实实地落实了下来。现在的中国领导层更加注意倾听，对国计民生更加关注，政治体制也更加透明，他们领导下的中国法制建设得到了空前加强。

　　阿塔尔侯赛因说，北京奥运会向世人展现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巨大成功，但西方在报道北京奥运会成功的同时，也对中国的发展提出了一些疑问。这些疑问有善意的，也有恶意的，但从中可以发现一个深层次的问题，那就是在诸如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迅猛发展之后，世界的市场和能源面临着重新划分的挑战，如何在实现中国和平崛起、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同时，又与世界其他地方和平相处，中国的“和谐社会”理念大有文章可做。中国现在倡导的“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是中国领导人对世界形势和中国国情进行全面分析后得出的合乎规律的战略思路。

　　在谈及中国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时，他说，中国的国际公关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中国就像一个大象突然进入世界经济这个房间，它要进来，别人肯定得让出一些地方。中国的发展政策应该用适应不同文化的方式进行解释，中国制定发展战略也应该考虑周边国家的反应，考虑左邻右舍的利益和心理。

　　法国学者认为“中国模式”成功

　　但面临挑战

　　在法国，几乎没有人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巨大成就持有异议，在惊叹中国奇迹的同时，法国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模式”仍面临各种挑战。

　　目前，法国学者相对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中国发展模式是“政治控制与经济自由相结合”，在经济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成功地使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成长为世界一流大国，在外交上取得重大进展，在社会和文化领域也有一定进展，同时在环境、资源等领域付出了较大代价，社会福利、政治制度和人权等领域进展不足。也有不少专家担心，中国按目前趋势继续发展，会给世界原材料、能源市场带来巨大压力，对现行国际秩序将构成挑战。

　　著名经济史专家雅克马赛义曾是法国共产党成员，近年来转而积极支持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他称赞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推崇“中国模式”的务实与高效，并且强调中国经济发展对法国经济是一个机遇而不是威胁。

　　不过他也认为，按照中国目前的发展势头，十多亿中国人的消费水平将逐步赶上欧美国家，届时地球资源将很快不敷使用，因此中国或世界将不得不调整目前的发展和消费模式。

　　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亚洲中心主任瓦莱里尼凯认为，中国政府政策灵活、务实，鼓励投资发展，企业社会福利负担较轻，非常有利于企业发展，此外海外华人的大量投资和支持则使中国经济独具优势。

　　她认为，中国目前正在“河流中央”，面临的问题是现行经济发展模式能否持续或成功转型，前一阶段经济发展成功的同时也出现了环境恶化以及社会福利、教育、医疗领域欠账等问题，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规则不健全，今后一段时间内能源、原材料涨价和欧美经济衰退等因素将造成中国外部经济环境恶化，随着政府对企业在环境和员工福利等方面要求的提高，中国对外资吸引力可能会受一定影响。

　　她说，如何提高创新能力，加强中国社会在人文、思想领域的吸引力，将是中国作为大国崛起过程中需要重视的环节。

　　法国国家政治科学基金会国际研究中心中国问题专家让－吕克多梅纳克曾在中国生活和工作，他在不久前出版的新书《中国让我担心》中认为，“中国模式”是“宽松的威权主义”，致力于在争取对中国有利的前提下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按照中国方式发展自由经济和民主政治，将个人自由与物质享受相结合。30年改革开放的成功，为中国赢得了世界大国地位和“超常”的外交成就，不过目前中国的世界大国地位仍然脆弱，其关键问题还在国内。

　　在他看来，经济增长的成就尚未使中国全面走出“欠发达”状态、中国教育与科研系统需要现代化，中国经济在国际竞争中还缺少经验。中国的经济增长“浪费”过于严重，付出的资源、环境和社会成本过高，中国经济的头上有四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农业、国有企业、股市、金融。目前中国政府手中还有强大的政治力量、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高额外汇储备等工具克服可能出现的危机，但是出现最坏的结果不是没有可能。目前全球性的能源和原材料涨价也会影响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本。

　　法国参议院外交国防委员会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认为，中国有望在国际上展现一个与西方民主政体相抗衡的“中国模式”，以一个具有一定民意代表性、以一党为中心的强力政府，保证国家稳定与繁荣。

　　报告认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长期保持权力，民族因素多于意识形态因素。中国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屈辱，正是中国共产党才保证了国家统一和尊严，共产党通过改革开放成功发展经济，保障国家强大，继续得到了人民拥护。目前中国共产党正努力通过改革执政方式，建设和谐社会，通过协商加强党内民主，提高共产党干部的执政能力，打击腐败，从而继续保持执政合法性。

　　报告同时也认为，中国的发展仍有脆弱之处：需要对付西藏、新疆等地的分裂主义势力；越来越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影响到社会稳定，最终可能影响到中国经济发展；每年大量劳动力进入市场，只有保持一定程度的经济增长才能消化新增劳动力，目前的就业机会增长速度还赶不上经济增长速度；20年后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劳动力和退休人口比例目前为5.3:1，预计2030年将达到2.3:1，如何解决老龄化社会带来的诸多问题将是对中国政府现行发展模式的一个重大考验；中国发展还需要面对外部国际环境的考验，比如对中国政治制度和人权状况等问题的批评。

　　值得警惕的是，在法国学术界包括政界，还有少数人在宣扬“中国威胁论”。比如持右翼观点的法兰西学院院士德奥梅松曾发表文章称，中国发展会对目前西方主导的世界格局构成挑战。他声称中俄等国奉行的是“国家资本主义”，与西方在人权、民主和自由等领域存在明显分歧，称中俄等国的“民族扩张主义”是“对世界和平最大的威胁”。

　　日本华人学者说

　　中国走出了适合自己的道路

　　日本东洋学园大学人文学部华人教授朱建荣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政府在发展过程中走出了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今后应在引导国际舆论上下功夫。

　　朱建荣说，中国在改革开放30年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种全面开放而又立足国情的发展模式，避免了全盘照搬西方和过分强调本国国情不愿改革的两种错误倾向。中国的发展模式以改革先行，以改革促发展，以发展促稳定，民众在享受发展和稳定的成就后又反过来支持进一步改革，从而形成一种良性循环。中国的稳定发展不仅对世界的稳定发展作出了贡献，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一条新的发展之路。

　　朱建荣认为，中国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是与西方的一种“和平竞赛”，但又不同于前苏联赫鲁晓夫时代的“和平竞赛”。中国不是在与西方决裂的情况下发展，而是寻求融入世界，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逐渐推进民主法制，同时保留了原有的集中优势，使国家能集中全国之力办大事，历届政府能执行同一个长期战略，避免了西方式民主的低效率和只顾眼前的弊端。中国的这一优势在四川大地震的抗灾过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一些日本自民党的政治家都在私下感叹，中国的国家动员能力令人害怕。

　　他说，西方一方面对中国的发展有一种酸溜溜的感觉，但另一方面又无法像以前对待苏联社会主义阵营那样进行封锁和孤立，这是中国开放发展的重大成功。

　　对于国外鼓吹的中国威胁论和对华歪曲报道，朱建荣认为，应理解这一现象的成因并进行有针对性的应对。他分析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双方相互理解不够；二是西方长期的意识形态宣传使得一般西方人和媒体记者下意识地将共产党等同于专制独裁，对中国的任何事情都进行负面解读；三是中国国力的上升和发达国家地位相对下降，使得他们采取这样的战略给中国发展制造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