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政部长项怀诚日前在北京两会期间所作2001年财政预算显示，中国新年度国防预算将猛增17.7%，达到141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170亿美元），增长幅度为近10年之最。一般相信，这是中国政府要把国防开支放在整个预算的首位：中国准备不惜经济代价提高军队的现代化水平，以应付现代化战争。

　　但是外交部长唐家璇却否认增加军费的军事意义，他特别指出两点：一、不要将中国正常增加军费支出预算和台湾问题混在一起，这是不同范畴的问题；二、与美国发展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或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也没有关联。增加军费是为了提高军人待遇及加强战备训练，弥补由于1998年禁止军队经商之损失是可能的，然而目的单纯到这种地步则无人相信。尤其在中国面临财政赤字（310亿美元）扩大、持续性岁入问题之际，仍逆水而上，很难说没有特殊的考虑。

　　外界分析中国大幅增加军费的诱因有两个：一是向台湾施加压力，二是遏制美国。也就是要对唐家璇的话要正话反听。台湾因素肯定是存在的，因为中国从来没有放弃过以武力统一台湾。美国因素当然也无可否认，因为北京在去年10月发表的国防白皮书中表示，美国是中国实现地区军事优势和国家统一的主要障碍。北京增加军费等于向台湾和美国发出的一个信号，这个信号的意思是，虽然北京说它希望和平统一台湾，但是实际上任何问题没有解决，向台湾施加军事压力是必要的；无论美国是发展NMD或是TMD，都注定引起北京反弹。

　　近几年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一直以美国军队为假想敌已不是什么秘密，高层认为只要有能力同美军作战，其他事情就好办得多。所以，武器的增长考虑到了如何遏制美国的因素，包括通过核武器的遏制，通过试验远程导弹以及在阅兵式上展示洲际弹道导弹等方式，暗示美国不要介入台湾问题，否则美国自身的安全就受到损害。尤其在美国决心将台湾纳入TMD，提供台湾有关导弹防御技术，以及对南斯拉夫发动攻击之后，北京的战略家们已意识到解放军实力远远落后于西方高科技军事发展，必须痛下决心迎头赶上。

与国际环境有关

　　事实上，中国的军费增长除了与经济发展有关以外，也与台海局势及国际环境有很大关系。资料显示，中国军费增长最快的时期是70年代，这10年的军费较60年代增长了80%，超过了国家用于科学、文教、卫生、体育支出之和。而这10年中国则先后与苏联与越南交恶。从越战后的1979年至1988年的10年间，中国军费基本上处于负增长状态，平均每年负增长1%左右，远不及通货膨胀，军人很少加薪。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曾在全军后勤会议上，要求高级军官“带头过紧日子”。但“六四”事件后，为了反制西方国家围堵，当年军费增幅由2.62%增至12.64%，1990年增为15.2%。但随着外交局势逐渐好转，1991年至1993年其军费增幅又分别下降到11.99%、12.02%及12.5%

　　1994年开始，两岸关系趋于紧张，中国军费又开始膨胀，1994年及1995年增幅分别为12.3%及21.24%；不过，从1996年3月解放军在台海演习后，两岸关系由僵局逐渐趋缓，该年军费增幅即由21.24%，降至13.01%。此后四年，中国的国防预算成长率相差不大，在12%至15%之间。

　　在去年九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北京提出的国防支出预算为1205亿元，比上年增长12.7%，与前几年的增幅相差无几。北京当时的解释是，增加的军费主要用于提高军队官兵的工资、津贴和驻澳门部队的开支，同时为配合军队、武警部队、政法机关不再经商办企业，政府财政补充了经费56亿元。而今在北京当局口口声声强调和平与发展为当前国际局势主轴的前提下，突然大幅增加军费，委实显得有些不寻常。

原因不止一个

　　中国军费暴增除了前述两个原因外，也与陈水扁赢得台湾总统选举有关，在北京看来陈水扁执政代表了台湾走向分离的一个极致。而印度在1999年的核子试爆和它的导弹发展计划亦刺激了北京要增加军事开支。周边国家军费均有可观增长也是一个因素。世界头号强国美国在2001年财政年度美国的国防预算为3099亿美元，比前一年猛增了210亿美元，是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第二次大幅度增加军费。

　　在美国的影响下，亚太地区许多国家不同程度地增加了军费开支，加强武器装备的改进。去年12月，日本政府分别举行安全保障和内阁会议，制定了2002年至2005年年度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根据这一计划，日本这期间的防卫开支总额为25万1600亿日元（约合2770亿美元），每年约合554亿美元。日本1999年军费为419亿美元，次年则达484亿美元。

　　在1997年开始的金融危机中，很多东南亚国家曾被迫大幅削减军事预算。但近年来，一些国家如泰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又开始购买军火。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不时发生的边界冲突使两国关系降至30年以来的最低点，也使双方大幅增加了军费开支。今年初，印度国防部坦承，印度国防预算增加了28.2%，这在印度国防预算史上堪称为最大增幅。在此种大环境下，北京当局不能不迎合中国军方要求增加军费的呼声。

　　此外，中国大幅增加军费还有一个重要考虑，即防止军队腐败，1985年5月，高层面临着既要塑造和平形象又要保证军队正常收入的情况下，颁布了“关于军队从事生产经营和对外贸易的暂行规定”，以经商合法化对军队收入进行“暗补”。岂料军队经商一发而不可收，全军“向钱看”，战斗力严重下降。及至1989年江泽民担任军委主席，发现军队经商之风不可长，主张军队“吃皇粮”，以在内部增加军费的透明度来防止军队的腐败滋生和规范国家正常的经济秩序。但由于种种阻力，实施不甚顺利，直到1995年江泽民基本摆脱了老人政治的制约、中国经济相对平稳才真正开始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