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作栋总理一再说，上个月举行的大选，是他最后一次以总理身分参选。这回选举，人民行动党大胜，总理说他虚心接受人民明确的委托。在上星期天的行动党大会上，他谈笑自若，虽然保持谦虚风度，但也难掩胜利带来的喜悦。

　　2001年大选后的他，同1991年大选后的他，判若两人。十年前的那次大选，对于他，对于新加坡，都是意义重大的一次选举。那时，他刚出任总理，新加坡刚跨入“后李光耀”时代，那一次可说是分水岭式的选举。

　　不料，对行动党来说，当时的选举成绩不如理想。得票率不升反降，反对党还夺得四个议席。在大选成绩揭晓之后举行的记者会上，吴总理神色凝重，人人都看得出他很失望。许多人至今对这个情景记忆犹新。

　　相隔十年的两次选举，吴总理的心情由忧到喜，原因必定很多。有些应称得上是颇为奥妙的政治艺术，能够为论政者提供丰富的议论题材。

　　总理日前说行动党要仔细分析胜利原因，以便在下次大选时再次取得佳绩。不过，从报纸上议论文字看来，人们普遍认为执政党的竞选策略娴熟，看得准新加坡选民讲求“现实”的特性。也有人认为，总理富亲和力的个人形像，以及反对党的疲弱和缺乏号召力，也是重要的因素。

　　当然，较为尖锐的论者却认为行动党赢得选民选票，未必真正赢得选民的心。他们认为执政党严厉对付徐顺全博士，并且以翻新组屋为“饵”的竞选策略，违反了某些民主选举的理想。

　　人们是根据所见所闻，为这次的大选作出上述的评析。不过，很多时候，未发生的事，同发生了的事一样重要。

　　以这相隔十年的两次大选来说，它们之间的一大差别是在1991年，华校生及英校生的矛盾是一大课题。但是最近的大选，却没有出现所谓的“华校生的课题”，即使有，也是隐而不现。

　　在1991年，行动党领袖在分析选举结果后说，受华文教育者觉得自己的政治空间在缩小，他们因此通过投反对票来宣泄不满的情绪。在做了这样的评析后，行动党领袖认为华校生的意愿，以及“沉默大众”的声音，应该获得应有的重视。

　　受华文教育的选民逐年递减，但仍是一股政治势力。也许是因为这个缘故，再加上1991年大选的经验，执政党在筹备参加这次大选之前，主动向华社组织联系。这项探访民情的工作，是由总理在两年前发动的。他指示曾士生带领一批通晓华语的国会议员访问华社组织，去收集意见并进行交流。在两年内，这些议员同100多家会馆、商团、艺术和其他社团的领导人见了面。

　　吴总理在今年八月的国庆群众大会上讲话时，提到这批议员所收集到的意见。他说：“华社认为我们应该特别努力保留我们的文化和传统。我同意这个看法。我们决不能全盘西化。”

　　他所说的就是平平淡淡的这几句话。当时人们已经可以预见到华社或华校生的课题，应该不会在这次大选时成为尖锐的课题。华校生没有强烈的不满，与大选成绩有没有关系，还有待政治学者深入探讨。然而，这个现象本身，却很值得研究。

　　一些人会说，许多华校生已经厌倦，已经“心死”，不想再争取了。但是各种迹象说明，不少华校生的心还是热的，他们还没有放弃，还是有所期待。

　　晚晴园—孙中山南洋纪念馆馆长冯仲汉说，纪念馆开幕以来，民间反应十分热烈，许多华社组织组团前去参观，连一些退出政坛多年，不再过问“江湖中事”的受华文教育的部长和议员，也突然到故园中感染那浓浓的文化气氛。

　　细心的人应该会发觉，政府过去十年为华社做了一些事。在政府的推动或鼓励下，新加坡人有了国家赞助的华乐团，晚晴园有了新生命，前南大行政楼已经修建成华裔馆，先驱人物如陈六使和陈嘉庚，已经得到正面的定位，南洋大学的复名问题，已不再是那么敏感。

　　政府这么做，显然有其政治的考量。而对于一些华校生来说，这样做也许还不足够，或者做得太迟。这是华校生累积已久、挥之不去的疑惧。尽管如此，过去十年的发展，应有让人感到鼓舞的地方。

　　贸工部长杨荣文准将认为，新加坡人已有了国家意识，这使我们能够以较轻松的心情，重温和发展同中国的文化联系。套一句台湾文化人爱用的话：现在是走出历史悲情的时候了。

　　华校生在摆脱了“悲情”之后，应该发挥更大的主动性，不必再等待“当局”的鼓励。政府参与的事，难免会有政治色彩，难免要考虑各族社群的感受。有了这个局限，办事的人就很难尽情发挥。办文化事业时，应该是心情越轻松越好。更重要的是，在我们这个岛国，文化是离政治越远越好。

《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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