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步，是你搀扶着我走出的。”

　　视郭宝崑为兄长的中国著名学者作家余秋雨，如此感恩地悼念郭宝崑。

　　在个人的交情之外，他如此地评价：宝�帐恰靶」�家的大眼光”。

郭宝崑第一个邀请余秋雨走出中国讲学。

　　余秋雨从上海传来追念两人交往的文章，字字感人心，句句动人思。

　　昨天晚上我赶回上海，参加早就安排好的一个重要聚会。聚会者都不是文化界中人，看我神色黯然，以为我旅途疲倦了，劝我早点休息，我摇摇头。这就引起了他们更大的关切，一再追问，我只得说：“此时此刻，我远方的一位极重要的朋友，正处于弥留之际。”

　　“远方？哪里？”聚会者们问。

　　“新加坡。我刚知道，赶不过去了。”

　　“真是很重要吗？”他们问。其中一位还劝慰我：“朋友的死亡是一份长长友情的结算，一下子感到了重量。”

　　“不，”我说：“这是真正的重要，不仅仅是对我，甚至，也不仅仅是对新加坡。从二十世纪到二十一世纪，处于散落状态的东方文化应该如何生存，他以一系列开创性的行为作出了典范性的回答。”

　　以下这段话，是我对聚会者们的解释——

希望“郭宝崑”成为专用名词

　　“他叫郭宝崑，出生在中国的华北平原，儿时随父辈漂泊到南洋，后又到澳洲学习和工作，并游历世界各地。在语言上，他精通华语、英语，兼懂马来语；在职业上，他以戏剧立身，又是一个全方位的艺术教育家、文化活动家；在经历上，他坐过监狱，又获得过国家大奖……但是，这一切还不足以组合成一个真正的郭宝崑。我希望郭宝崑这三个字能成为一个专用名词，是着眼于他在文化行为上的亚洲意义和世纪意义。

　　“不要以为我夸大其词。我想以一件十五年前的往事作为例证，加以说明。十五年前，新加坡举办了一次华语戏剧营，郭宝崑先生从世界华语领域寻找了几位讲评者，除了我之外，还从巴黎请来了高行健先生，从台湾请来了赖声川先生，从香港请来了荣念曾先生。这几个人，除了赖声川先生之外，其他几个的被邀请，在当时都有点出人意外。高行健先生的几个戏在北京受到批判，已流落海外，早就置身于中国戏剧圈之外，我在《艺术创造工程》中提到他，差点使书不能出版，公开的理由是‘这是一个太小的人物’，谁也没有想到这位‘太小的人物’将是华文世界首位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荣念曾先生的先锋派实验演出观众不多，颇受非议，谁也没有想到他将是香港艺术文化的主要策划者之一。至于我就更险了，当时中国刚刚开放，文化形象不佳，很少有中国的人文学者被邀到国外讲学，更何况我当时还没有写出一篇散文，毫无国际知名度，而且还那么年轻……然而这所有的选择障碍，全被郭宝崑先生超越。我一直在疑惑，他是凭着什么样的智慧和眼力，穿过千万个更有资格被邀请的对象，发现几个处境不佳的年轻人的文化潜力的呢？

余秋雨

小国家的大眼光

　　“从这件小事，我开始读解郭宝崑先生，也开始读解新加坡。在文化上，规模、人数、资格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先人一步的等级选择。这也可以说是小国家的大眼光。郭宝崑先生的好处是不仅选择一次就完事，在此之后他成了我们这几个人的共同兄长，我们几个不管在何处相遇，一提到宝�招殖ぞ托瓮�家人。由此想到，当代的东方文化、华文文化，最迫切需要的不是创造者，而是发现者、选择者、组织者和情感联络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通过郭宝崑先生，新加坡成了一个辽阔空间中的文化重镇。

　　“世界各国愿意充当郭宝崑先生这样角色的人很多，为什么郭宝崑先生却难以被替代？我从自己的切身体会，觉得他具备一些他人无法企及的素质。第一，他的深层人格中，有黄河下游儒学故地所给予他的纯朴、干净、诚恳、实在，这一切从他的眼神、谈吐、举止自然流出，让世界各华语区域的文化人一见就能心动，如见长年难逢的故国故人；第二，他在东南亚和澳洲的长期人生经历，又使他具备了足够的国际视野，洗去了儒家文化的种种消极因素，善于体察各种文明的特殊魅力。他既不以东方文明否定西方文明，又不以西方文明否定东方文明，也不喜欢对两者作学理化的比较，而只是平静地融合在自身人格中，使东方人或西方人一见之下都感到一种亲切中的陌生、平等中的高度；第三，作为一个艺术创造者，他从不固守已有的尊荣，享受他的资历，而是每时每刻都想着创造新的作品，汲取新的理念，因此，永远充满着孩子气，洋溢着新奇感，使整个生命状态保持着一种巨大的诱惑：既被外界诱惑，又把外界诱惑。

　　“请原谅我用了诱惑这个词，因为我找不到比它更强烈的词汇了，而郭宝崑先生直到弥留之际的今天还是强烈的。是的，他是诱惑，是儒家文化对西方文化的诱惑，又是西方文化对儒家文化的诱惑；是高层学识对于多元文明的诱惑，又是多元文明对于高层学识的诱惑；是创造激情对于文化积累的诱惑，又是文化积累对于创造激情的诱惑；是长者之风对于漂游脚步的诱惑，又是漂游脚步对于长者之风的诱惑；是南洋风情对于君子之道的诱惑，又是君子之道对于南洋风情的诱惑……我敢说，这多重诱惑的组合，便是新加坡对于外部世界的最高文化魅力。因这种魅力，我一度几乎想移民新加坡。

提供文明对话典范

　　“八年前我为郭宝崑先生的戏剧作品集作序，曾经说到，当二十一世纪来到的时候，生气勃勃的郭宝崑先生已经年老，但人们不会忘记他，因为他在艰难困苦的二十世纪创建了一部历史。我今天感到悲哀的是，我一直企盼着与一位年老而又仍然保持着多重魅力的郭宝崑先生频繁交往，一再长谈，但是现在做不到了。需要修正我八年前论断的是，他所创建的历史不仅仅属于新加坡。在新世纪的人类文明格局中，文明与文明之间应该如何相处，如何对话？他早早地提供了一种典范。

　　“这个典范恰恰在九一一事件年祭之际溘然离去，似乎包含着一种特殊的警世意义。

　　“我个人要对宝�障壬�说的话是这样的：宝�眨�我的兄长，现在我被公认为考察世界各国文明走得最多、最远的文化人，但是我的第一步，却是你搀扶着我走出的。此时此刻您的双手渐渐冷却了吗？但在我的手上，还保留着您搀扶我时留下的体温。”

　　——我断断续续地把以上这些意思，告诉昨夜聚会中那些非文化界的人士。聚会者们听毕，都站起身来，向着南方，深深地鞠了一躬。那时间，正好是后来余云来电告诉我郭宝崑先生离世的时刻。

　　那么宝�眨�走好。请允许我忙过这两个月，十一月份，我一定赶到新加坡，向您祭拜。

　　　　　（二○○二年九月十一日）

《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