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宝崑走了，走的是他的身躯。他的魁梧身影，他的朴质话语，他的不屈魂魄，一直留在他关爱的人的身边。

　　午夜梦回，和宝崑在一起的时光，像无场次话剧一般，一个场景一个片断，一段谈话一段沉思，直叩心灵。

　　1972年，南方艺术团（南方艺术研究会前身）的团址在劳明拉街。一个活动后的晚上，我和宝崑在车站准备搭车回家。当时他家在实龙岗上段，靠近实践表演艺术学院旧址。我和几个伙伴也在附近同租一间板房。

　　宝崑说：“我们走回去，好吗？”

　　从劳明拉街走到实龙岗上段，我迟疑了一下，问：“走多久？”

　　“不久啦！边走边聊，就不觉得远啦！”

　　他没等我反应，说走就走。

　　我们谈着演出节目，谈着艺术团的前景，路上的车灯早已稀落，夜空倒是繁星密布。

　　72年的“生活文艺晚会”，南方艺术团演出四个创作节目。其中一个是我写的《走出牢房的人》（又名“阿成的故事”）。从构思到写作，宝崑都在不同的阶段给我提意见。当时，我们的作品一律以“集体创作”署名。现在回想，除了由一人执笔，那时的创作，经过无数次的集体阅读、提意见、试排到排练，作品不断修改，整个过程的确是非常集体的。　

　　而宝崑是这个集体的导航人，他对伙伴的创作提意见，是提得十分具体细致的。

　　最后，在《走出牢房的人》演出时，他亲自担任其中一个工人的主要角色。他给走入黑社会的阿成指引生活方向，招来黑社会的暴力对付，幸好被阿成相救。

　　我当时的兴奋，不只是创作被肯定，而且宝崑担纲演出，令我感到莫大鼓舞。

　　我们谈着，走着；有时稍微静默，似乎在听着自己的和对方的脚步声。

　　演出节目的讨论，艺术团的工作，一直是谈话的重点，接近一个小时的路途中，他还关心我的家庭，我的工作。

　　有车不搭，“拿苦来辛”，为的就是争取多一点沟通的时间。

　　到“家”了，汗流浃背，然而一点儿不觉得累。往后的日子，我和许多伙伴一样，只要和宝崑在一起，就很难把累字说出口。

《联合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