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里，“宝崑叔叔”永远是生气勃勃属于现在时态的，怎么可能，和他有关的一切，突然都变成了往事？

　　是的，是往事了。

　　往事总是一些残片，它不像品特的某些戏一幕幕由近至远地倒叙，断续交替闪现的，也不是完整深邃的场面，而是细微入心的涓滴。

　　去年5月初某日早晨，手术住院一周后我正要从中央医院回家，病房门口忽然亮起一朵慈蔼的笑容，是宝崑叔叔。他说：“你生病了怎么可以不告诉我呢？现在好吧，我来载你回家。我的车高，坐起来比德士可要舒服多了。”

　　和平日不同，他的脸色有少许疲倦，在车上语气轻淡地说起最近尿血刚做了检查。几个月后我才恍悟，在开车载我回家的那日，他自己已经患上了肾癌。

　　郭宝崑，在新加坡和国外，这个名字和许多人的人生有关。这个名字，不也正是我来到新加坡的理由？

　　1990年底还是91年初，六四过后不久，大家的心情都很阴霾。在上海戏剧学院校园遇上从新加坡回到上海的余秋雨，当时任副院长的余秋雨叫住了我说，你到新加坡去好不好，那里有一个戏剧家叫郭宝崑，他想办一个编剧课程……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郭宝崑”三个字。

　　踏上岛国的深夜宝崑叔叔到樟宜机场来接我。我不曾想到那一刻是我人生的转捩，也不曾想到往后十多年，命运竟让我这株凡常小草，如此靠近一座丰厚宏阔而又优雅细腻的大山。

　　宝崑叔叔珍惜每一个人的才华。为写那篇描述他艺术人格的长文，我们多次长谈。或许也因此，曲高和寡的他觉得我对他的创作有某种程度的理解？

　　病中的这一年宝崑叔叔和我仍往来频繁。他还是那么热情招待远方来客，以“我也要出去走走嘛”为由，一起吃过好几餐饭。他的病情起起伏伏，有一阵，化疗杀灭了95%的癌细胞，他很高兴，硬朗的声音让人以为奇迹必定降临。他依然在电话里谈论各种话题，也常问：最近有什么好书好文章可看？有时晚上很迟了我还在公司，他就会开玩笑说，你还在上班啊，好可怜。

　　到了今年4月，他还打算在年底为学生排毕业作品，急切地找人谈《雷雨》。有个下午在他家客厅，整整6个钟头，他和我，还有两个上海朋友都在讨论怎样将《雷雨》“变形”。

　　最后一次谈话，是在出门旅行前的7月初，我去他家取回一本论契诃夫创作的书。已决定放弃化疗的他，平静却虚弱多了。告辞时他看着我：“你没有再帮我想《雷雨》？”觉察我的迟疑，他轻轻地，像是对自己说：“我还有很多事想做，但是没有力了……”

　　现在，我不用再为他“想《雷雨》”了，我的桌子上，再也不会响起宝崑叔叔的电话铃声。

　　这几天，每个人都在说着郭宝崑。郭宝崑是说不尽的。每个人只是在说着自己的那一个，希望在独白和互相的叙说中，纾缓一种大失落的震惊和恐慌。

　　哪个哲人说，死是一去不复返的波涛。宝崑叔叔，你乘着波涛去了，你毕生走过的道路才明朗起来，而你留下的空白，也会越来越触目惊心。　

《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