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崑邀我演《棺材太大洞太小》时，我的压力是很大的。我至今还能回忆起这种感觉，尽管那已是十七年前的事。

　　我读了剧本，大吃一惊，那是怎么搞的，十来张纸上密密麻麻的字，没有对话，就是我一个人的“台词”。

　　我也向联合报剧团的其他负责人讨教，他们也很好奇，宝崑要怎么排这个戏。

　　到了排练场——宝崑在菲立太子道的家，那是很小很小的四房式组屋。就在客厅里，演员能走动的空间前后左右不过三几步，导演则坐在中间睡房的门口，看我像梦呓般地背着稿。

　　说真的，开始的阶段，我连说梦话的资格都没有，老是忘台词，或者跳台词。

　　我浪费了他很多时间，尽管演出日期逼近，他却似乎一点也不着急。

　　他不急，我急。我没把握，我不晓得他，也包括我自己，要把这个戏带到哪里去？

　　或许我曾向他提出换演员的建议，他曾经这样鼓励我：

　　“我们原本不认识的是不是？我是看过你演的《约会》，留下了印象。”

　　但是，宝崑在排戏过程中，真正让我解除了桎梏的一番话，却是以下两句：

　　“即使演出失败也没什么大不了，我们要能接受失败。”

　　他是剧作者，科班出身的戏剧工作者，许多人口里最出色的导演，他都那么“看得开”，我干嘛老要给这口棺材压得喘不过气来。

　　（宝崑那时候还在《箴言报》当翻译，搞戏仍属“业余”活动。）

　　我进一步认识了我的导演，晓得他并不在乎表面的成败与是非，心里的感觉就舒畅了很多。由于不急于求成，我有时候似乎也能较舒服地走入了剧作者所要创造的更为深邃的时空。

　　在维多利亚剧院上演的第二个晚上，我在台上不到五分钟竟然就跳过了一大段台词，于是，不得不“一脑两用”——口里要有话说得出来，然后又得急忙搜索那失踪了的语言。这台戏，就这样搞砸了。

　　宝崑在谢幕后却笑嘻嘻地握着我的手：

　　“没事，你不也把戏演完吗！”

　　我虽然不称职，宝崑还是带着我，带着那口棺材，到联络所，到蚬壳大厦的小剧院，以至吉隆坡的一个剧团的会所（拿不到演出准证，只能做非公开演出），说那个每回都让我有不同感觉的故事。

　　宝崑虽然不在乎成败，却不曾束手，而是不断地做事，也常拉我一起干。

　　八十年代，是新加坡华语剧坛的蜜月时期，几乎所有的华语戏剧团体都参加了联合演出的活动。那时候，他的许多精力和时间都花在这上头。

　　1989年，他大力促成的新加坡华语戏剧团体联合会（简称剧联）正式成立，只是这时候他只能扮演顾问的角色。据我所知，那是因为实践表演艺术学院刚成为一个专业团体，董事会对他另有要求。

　　无论如何，在剧联往后展开的各种活动里，从参加艺术节演出以至主办戏剧营，宝崑几乎是有邀请必然出席，尽管他自己已经搞到筋疲力尽。

　　后来，剧联决定解散，我告诉了他这个消息。他在电话里说：“现实便是这样。你们负责做事的人说了算，别人讲什么不必要理会。为什么他们自己又不愿意花点时间参与呢！”

　　宝崑待人总是这么宽容。

　　近几年我们已经少在一起，有时候一年还真难得见一次面，但是每回相遇，总还能感觉到他的平和与大度。

　　现在他走了，与他相见时如沐春风的感觉也不容易再找到了。

　　我仿佛看到他笑笑地说：

　　“无所谓啦，走了就走了，就是这么回事。”

《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