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怎样写悼文。也不喜欢写悼文。有些话在人活着的时候不去讲，要到身後再有说法，真没意思。说话的对象都走了。说的话要不就恍恍惚惚，像告诫式的自言自语，再就一不小心就变成借题发挥，两者都不像样。宝崑走了。香港这几天在刮着风，横着雨。我写着写着这些都有些不太确实，写着写着都不知道写到哪里去。宝崑真是走了。

　　宝崑去世前两天，我们在他的病榻前，知道他已经不能动，说话有困难，他连睁开眼的力气都没有，只能听。我们都感觉得到他经历着那皮囊的痛苦，但是更苦恼的是意念上他很清楚。就像别在心里有话却吐不出来。演这样的一出戏，实在伤神。我们在创作的大环境里何尝不是一样。我感觉得到他很多事都放不下心，也放不下手，包括学校发展的事，包括未来创作的工作，包括如何开拓更适当的创作环境。还有包括更切身的，搬离医院，搬回家的事。因为他说话有困难，我在他的床前，只能滔滔不绝，笨拙地告诉他这个那个。我越说越快，好像只有这样，才能掩饰内心忐忑不安的心情。因为看样子他，实在是不行了。我越说越急，好像只有这样，才能填补那些静寂的空场。也因为这样不平等的沟通，实在不像对话。

　　我对宝崑说，听丽娟讲，你明天会搬回家啦，那很好啊，那下次我就要到你家里看你了。同其时，我涌起《郑和的后代》那最后一场关于”回家”的段落。我突然觉得伤痛。我觉得他是想放手了。过了一天，和丽娟通电话，她说在搬回家的途中，宝崑还不断问到了没有，到了没有。然后，回到家时，喘了一口大气。之后的情况就每况愈下，这些预料中的情节，还是令我震动。丽娟在电话那边反而劝我别担心。她说，林在电话里哭得不停。她叫我开解林。她跟着说，她知道该怎样做。我说，那么，你务必替我告诉宝崑，要他放心，他关心的事情就是我们的事情。他关心的工作就是我们的工作。

　　是十六年前的事吧。宝崑和丽娟请我去新加坡参加华人话剧研讨会和创作营。临行前夕传来消息，新加坡一些戏剧工作者刚被逮捕。我和其他应邀的朋友通电话，考虑是不是应该去，有没有需要杯葛。宝崑在电话的那边安静地对我说，你们如果不来的话，影响不了新加坡什么，也帮不了新加坡什么，尤其更帮不了这里剧艺界什么；你们如果来的话，我们就能面对面商谈。

　　这些话提醒了我，我们无须用政治去回应政治，我们更需要的，是建立自己的沟通平台，有自己的网络。到今天为止，他的一番话，他安静平和的语气，给我的印象仍旧深刻。那次聚会的有台北的赖声川，上海的余秋雨，北京的高行健等，是一次华人戏剧界重要文化交流的里程碑。

　　我不会写悼文。有些感觉是超越文字的。我也讨厌那些繁文缛节。我更讨厌盖棺论定，为什么事情都要等到盖棺才能论定。太政治了。往者干了什么，影响了什么，大家心知肚明，大家都心领。立碑立论的事大都是有事后孔明之嫌。我有时也受不了身后那些世俗的活动，包括催讨写纪念追悼的文章之类。宝崑如果知道，一定会大笑，然后点点头说，是啊，这些文章连让我分辨回应推托的机会都没有。然后，拍拍我的肩膀说，念曾，你也不年轻了，说话怎会恍恍惚惚，像告诫式的，动不动又像在借题发挥，真太不像样了。

2002年9月13日星期五

（作者为香港“进念二十面体”艺术总监）

（题为编者所加）

《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