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阁资政李光耀在1993年5月在中国访问时，向中国政府提出创立中新苏州工业园区的概念，目的是让中国借鉴新加坡在公共行政以及管理工业园方面的经验。两国政府经过慎重的磋商，在1994年签署合作协议书，正式启动这项史无前例、影响深远的软件转移计划。中国领导人当时形容它为“重中之重”的计划。

李资政：苏州工业园是一项宏大和史无前例的两国政府合作计划。

　　李资政最近接受本报记者陈怀亮的访问时，对园区近年来取得的重大突破和骄人成就流露欣慰之情。他深入解释这项计划深远的外交和经济意义，也坦然触及园区在最初几年风风雨雨的日子。如今区内阳光灿烂，从2001年开始转亏为盈，资政对这美好景象给予肯定之余，也从多方面总结和分析园区十年发展对两国的关系所起的积极影响。

问：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已经受到广泛的肯定。您认为我们和中方在哪些方面做对了？

答：苏州工业园是一项宏大和史无前例的两国政府合作计划，目的是通过苏州向中国转移新加坡的管理经验，即如何管理和开发一个集合工业，商业和居住单位的园区。中国可将在苏州累积的经验进一步转移到其他的中国城市。我们在克服了最初几年的问题后，整个计划已取得进展。

　　这个园区计划的一大目标是转移管理软件。苏州市政府最近对这项软件转移计划的价值作了评估，并记录了主要的学习心得。中国其他地方的许多官员也曾到园区参观和考察。

　　中国政府要求我们继续参与这项计划。他们显然觉得这是一项有价值的计划。园区管理人已经建立办事透明和亲商的良好信誉。

　　苏州工业园区已成了中国其中一个最具竞争力的工业园。园区的生产总值在过去10年每年平均以45％的速度增长。它所吸引的外来投资额之多，非一般中国工业园可比。国际媒体形容它为“亚洲的硅谷”，同时说它可以跟世界顶尖的科技城市媲美。

　　园区的成功并非一夜之间取得的。新中两国的合作是在两个层次进行：两国政府之间以及两地企业之间。苏州面对中国其他工业园和外国的竞争。当地领导人知道他们拥有的独特硬件和软件组合有利他们争取投资。

问：园区计划为我们带来什么重要的启示和教训？

答：我们从这个计划得到很多启示和教训。我们对中国的体制有了更深的了解，我们也结交了许多朋友。

　　大家都知道这个计划在最初几年出现一些纠纷。回头来看，这些纠纷是无法避免的。我们两国的体制和企业文化向来就不同。其实，中国高层领导人当年同意推行这项计划，就是因为他们认识到中国有必要改变和迎头赶上。可惜的是，地方官员过了好一段时日才领悟最高领导人的用意。这些地方官员当时刻意把这个园区当普通的工业园看待。他们刻意强调显而易见的硬体建设，因为这较能证明他们办事的能力。对他们来说，“软件”是个陌生的外来名词。这是10年前的中国，我们对中国人说，软件的效用虽然不是立竿见影，但是却是很重要的。

　　软件的转移必须依赖两地人的交往和沟通。它的成功有赖一套价值观和办事方法，而这难以浓缩，也很难在短时间内让中国人吸收。同时，苏州官员优先照顾的是自创的发展计划，譬如苏州新区（工业园）。

　　新加坡当时是苏州工业园区的大股东，拥有65％的股份，苏州市政府拥有35％的股份。

　　两地官员的个性和工作方式自然有所差别。新加坡官员做决定时喜欢速战速决，急于求成。他们有时候忽视了中国官员的感受和中国体制的局限。

　　我决定向中国高层领导人报告园区的纠纷，这是因为他们的干预能起决定性的作用。与此同时，我们更改园区的股份结构，让中国成为大股东和园区的实质拥有者，使中国官员的利益跟园区的成败更加贴近。

　　直到那时起，园区逐渐取得成功，我对此感到很高兴。最令我欣慰的是，苏州官员过去三年没放弃原来的园区发展蓝图。如果苏州工业园区近年来的水平下滑，变得跟其他的中国工业园没什么两样，我会非常失望。我希望管理层保持和不断改善服务水平，并且继续加强区内有利环境。能做到这点，园区的前景将是光明的。

　　园区初期的问题让我们了解中国人的办事之道。先人所说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可贴切的说明我们的情况。

问：中国高层领导人最近曾向您表达他们对园区的看法吗？

答：我不喜欢卖花说花香。然而，高层领导人确实说了不少好话，我相信那不全是客套话。我最近访问北京时，几乎所有的领导人都说他们到过园区访问参观，他们也表示说对所见所闻感到很满意。何以见得这是真心话？假如他们不满意，就不会想举行园区成立10周年庆祝活动，并且邀请中国各地工业园的主管参加。

问：园区计划如何加强两国的政治和经济联系？

答：这个计划加深了两国的政治和经济关系。两地较年轻的领导人和官员有机会互相认识和建立较密切的关系。

　　主导这个计划的是苏州工业园区中新联合协调理事会，由李岚清副总理和李显龙副总理担任联合主席。这个理事会是由新中两地的部长和官员组成，中方官员来自北京，江苏和苏州。今年五月，理事会在苏州举行了第七次会议。这回中方有了新主席，即吴仪副总理。两国领导人紧密的交往有利他们建立个人交情和互相了解。

　　在园区计划的基础上，两国扩大和加深双边合作关系。去年11月，新中两国总理同意设立新中双边合作联合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在今年五月召开第一次会议。委员会同意在经济发展、人力培训和高科技方面进行合作。

　　此外，园区计划为两国带来不少的经济利益。两国之间的贸易从1999年的150亿新元增至2003年的370亿新元。新加坡人在中国的投资每年增长约8％。过去五年，在新加坡建立业务的中国公司增加一倍，从502家增加到1161家。两国最近还同意在新加坡设立一个中国中心。

　　苏州工业园区的主管已经更换了三次。在这过程中，新加坡不断加强同苏州市的联系。我们已经在苏州和江苏省建立了联络网。

问：您认为园区在未来应该朝着什么方向发展？

答：他们应该继续提升，特别是提升科技水平，以便吸引更多高科技的投资。中国应该改进学校，大专院校，理工学院的教学，以应付未来经济的需要。中国工人的工资比新加坡和许多国家低，这是它的优势，但是中国也应该确保工人的生产力和态度不会比其他国家逊色。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竞争力加强不少，因为投资者对它更有信心。中国去年吸引的外来投资超过500亿美元。在各国之中，唯有美国去年比中国吸引更多外来投资。中国在来年必定乐意吸纳更多的投资，甚至超越美国所吸引的投资额。中国的人口远比美国的多，它需要的投资自然比较多。

　　中国下个阶段的发展有如上个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新加坡。它目前需要自我提升，需要掌握新的技术。

问：在中国成功提升后，新加坡不就会面对它的直接竞争吗？

答：这是无法避免。我们不帮他们，他们会向其他国家寻求协助。唯一的不同是，如果他们向其他国家学习，可能需要付出更多时间，整个过程也许会较麻烦。就像新加坡在发展初期面对的问题那样。我们在建国初年没有良师在旁指导，辛苦得多。经过不断的摸索，才建立办事的系统。

　　我们将学习的过程简化，使中方官员更易掌握其中的窍门。我们强调的是一种互惠互利的关系。我们帮了他们，现在两国的合作关系提升到更高的层次和更广泛的范围。否则，一个人口13亿国家的副总理为什么要同人口只有300万的国家副总理一起主持商谈合作的会议？

《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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