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明天更美好

曾昭鹏 李慧敏　(2006-08-09)

　　在全球化和科技化的催促下，俗话说改变是唯一的常数，时代的齿轮不断运转，没有谁会为谁停留。面对国家急速的改变，有人欢喜有人愁，有些人或许感觉无所适从，有些人则感觉生活越来越好，而也有些人跳脱一般对国家发展的物质理解，对国家提出精神建设的诉求。以下受访者的生活感受，不知道会不会引起你的共鸣？

李健才（72岁，退休人士）

　　一张一张的华文剪报，有的关于全国住户调查，有的关于我国经济，而更多的是关于我国社会贫富差距的问题，年过古稀的李健才（72岁）虽然是退休人士，但他每天认真读报，关注国家大事。

　　“41年来，新加坡发生很大的变化，如今社会进步稳定、种族和睦团结、国家昌盛繁荣，这些都可说是政府领导的功劳，但这些年来生活压力也确实增加不少，而贫富差距扩大更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　

　　李健才目前在一些商联会活动，因此还有收入，他向记者坦承自己不算是生活困苦无依的老人，但他周围所接触的一些人所面对的困境，他们那种捉襟见肘的生活让他深有感触。

　　“政府在深入研究低收入问题后，理应制定具体的援助政策并加以贯彻，采取积极的步骤照顾这些低收入人士，而不只是看时间上的需要。”

　　原本说好谈国庆感言，说着说着，成了谈论“民间疾苦”的访问；组屋杂费和水电费，这些都是依赖家中父母的记者感到陌生的概念，但在访问的过程中却也不无感慨。李健才在肯定国家成就之余，对这个他毕生成长的地方有更多的忧虑和关心。

　　面对国家的改变，李健才表现出对于发展的典型两难情绪，因为在这个全球化时代的竞争中，适者生存的定律保持不变。

　　“改变或者说国家的发展不应忽略或遗忘那些无法从中受惠的人，像低收入阶层更该是被关照的群体。报章总是报道经济形势一片大好，但各个家庭和社区的实际情况和感受却不一定和所报道的情况一样。”

　　对李健才来说，相关贫富差距的问题最终关系的还是国家和社会的凝聚力。随着社会和人口结构以及生活方式的变化，我国社区的情貌也相应改变，过去邻里的精神已日渐淡薄。

　　李健才在分析这方面的问题时，自有一套见解。他认为组屋区零售业萎靡不振是社区凝聚力稀释的原因之一，因为它作为组屋区生活中心，是构成居民生活和交流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记者告诉他，这是一个讲求规模，什么都要“霸级”的商场时代，李健才莞尔一笑，说那也许是年轻人乐于见到的情况，但年长者其实更需要邻里商店。

　　见证国家的成长和进步，李健才有自豪也有企盼，但从他的眼神和语气，记者怎么好像也感觉到一种淡淡的失落。无法言喻的失落。

阿姆琳·阿敏（27岁，哥伦比亚大学法律硕士生）

　　年轻、充满干劲且受过高深教育，阿姆琳·阿敏（27岁）代表的是我国掌握全球化时代竞争资本的年轻一代。他刚辞去律师的工作，可一点也不沮丧，因为眼前有更美好的期待。成功申请到奖学金的他要到美国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修读法律硕士课程。

　　自三年前从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律系毕业后，阿姆琳·阿敏在我国一间知名的律师事务所工作，而在忙碌的工作生活中，他也活跃于基层组织，积极参与社区活动。对他来说，新加坡是一个制度健全且具行政效率的国家。

　　“如果我不是新加坡人，我相信我可能不会得到现在的生活机会。新加坡最好的地方是制度的效能，我们拥有最好的基础设施，以及也许是世界最好的公立学校制度、公共交通、公共医疗和住屋。政府也能对人民现在和未来的需求作出及时的反应。

　　“虽然我们偶有怨言，但整体上我认为新加坡的制度还是比其他国家来得完善的。”

　　阿姆琳·阿敏曾在联合国实习，因此亲身体会过外国人对我国的赞赏，而一本让他在全球通行无阻的新加坡护照在手，更让他感到自豪。踌躇满志的他希望毕业后在国外工作几年，但他认真地告诉记者，他有一天一定会回来。

　　在阿姆琳·阿敏眼中，拥有健全制度的社会其实也有不完美。身为回教徒的他认为，许多国人在心态上抱着刻板印象，因此在理解不同课题时过分强调种族和宗教的成分，如马来回教社群时常被其他社群问及恐怖主义、嗜毒及财务援助方面的问题。

　　“许多人忽略温和派的回教徒和激进派回教徒之间有迥然不同的世界观，后者跟淡米尔之虎和奥姆真理教的追随者可能有更多相似之处。另外，与其问一个中产阶级的马来族有关财务援助的问题，不如问接受援助的华族或印度族同胞。这样的反射性反应并不健康，也无助于建立跨种族和宗教的信任和信心。”

宋子良（22岁，莫斯科音乐学院学生）

　　更具本土特色的文化艺术，更有内涵的城市建设，以及更多愿意发表独立见解的国人，是莫斯科音乐学院学生宋子良（22岁）对新加坡所寄托的希望。　

　　日前简短的访问没有要求他做很深刻的回应，但从他的答案中，你不可能感受不到宋子良想要的，其实是一个有深度的国家。

　　宋子良说：“我们需要形塑自己的文化身份，也要培养属于新加坡自身的文化，但这个需要时间。新加坡凡是都有一套系统，社会也很有秩序，可就是培养太多服从制度的人，守规矩的人比较不会破格或灵活变通。

　　俄罗斯人比较不会那么‘乖’，它虽然也有官僚制度，但它的社会正在转型，目前还没有明确的系统取代，因此俄罗斯人更懂得如何为自己争取，而且不太在乎后果。”

　　言谈之间流露出一种超越个人年龄的成熟，宋子良也说：“当然，我也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也不鼓励人们犯法，但我们（新加坡人）应有抱着正确态度试探制度界限的意愿，而且在过程中不断检讨。”

　　事在人为，这点宋子良最清楚不过。因为认清个人追求音乐的理念，他在茂桥中学毕业后选择直接服役，因为没有高中或理工学院的学历，他在当时的制度下只需服役两年，使他比那些在主流教育体制的同侪更早退役，并实现负笈海外主修音乐的理想。

　　在莫斯科生活两年的经验让宋子良感受到家国和外地生活的反差，对比井然有序的新加坡与活力再现的俄罗斯，他对两个社会的情状有至深的体会。他深信，从抽象的艺术到实体的建设，以至拥有自主意识的个人，它们作为紧密相联的因素，是一个国家持续取得成功的重要推动力。

　　“最有价值的事物向来都是经过时间的提炼。生活在不断发展的莫斯科，你还是可以看到超过千年历史的建筑物依然矗立原点，而它们背后包含了生活哲理和价值观，给人一种历久弥新的感觉。领导人当年演讲的广场，知名大学教授教课的讲堂，这些历史人物和场景留给我们的是珍贵的记忆。”

　　访问一早在新加坡人熟悉的小贩中心进行，宋子良一面吃着在莫斯科想念的食物，一面和记者聊天。已经有好久没有回家，原来他刚回来度假。

　　两年来，俄罗斯的教育制度让他对个人有莫大的启发，尤其是其全面的艺术教育，以及对考试以外累积知识的重视。再者，哲学也是宋子良非常喜欢的科目，因为它让他认识到独立思考的意义和重要性。

　　“如果我可以回到过去，我会写信要求教育部让学生从小学习哲学，因为哲学没有对错，它让你反思个人的存在和价值，而你甚至还可以质疑哲学家的说法。在新加坡，我们应该看到更多人表达独立的看法。”

詹媛如（36岁，企业家）

　　对环保科技公司PROCEMS董事詹媛如来说，现在的新加坡似乎又回到了祖先们赤手空拳的拓荒时代，而现在的年轻人就像是拓荒者。

　　她说，过去几年里，国际局势转变很大。随着区域国家经济的崛起，新加坡失去了许多原本的优势，一家一家跨国企业撤离了这里，前景似乎一片暗淡。她比喻面对客观“大环境”的变动，现在的新加坡“好像又回到了一切要重新开始的最初年代。”

　　不过，这位很有魄力的女企业家却指出这些宏观的外部环境的改变，虽然给新加坡带来了危机，但其实也让新加坡迎来了机会，并且迫使新加坡做出改变，重新调整经济结构、重新制定国家政策。

　　她发现“在大环境改变之下”，已有更多的中小型企业出现，不断创造新的发展空间。她说：“当我们只剩下自己，我们就必须自己去面对一切，而与其等待工作到来，不如自己创造机会。”

　　于是，她见到许多不愿被环境主宰的国人纷纷出来创业。而毕业自南大会计系的她在国外工作吸收了海外经验后，决定回来开创属于自己的空间，组织了目前的公司，致力于所热爱的绿色环保业务。

　　她指出：“与10年前相比，政府更鼓励人们创业。”例如，政府已放宽限制，允许人们在法律范围内在组屋设立办公室。

　　不过，跟百多年前白手起家的先辈们相比，这一代的年轻创业者还是幸运的，因为她说新加坡是其中最有亲商环境的国家，无论是本地还是外国人要设立公司也不会面对太多的障碍。而政府也给本地中小型企业提供了不少的援助，扶持它们成长。

　　充满干劲的詹媛如在采访结束之前告诉记者：“现在，我们在生意上的发展空间更大了，没有人能抱怨没有发展的机会。”

伍芳葆博士（33岁，新加坡基因组研究院细胞与生物医药科研人员）　

　　当记者向“新加坡科研偶像”伍芳葆博士问起当偶像的感受，她腼腆地告诉记者这个称号有点夸张。

　　不过，如果我们知道伍博士对科研的热忱与在这领域里所作的贡献，我们应该不会认为这称号是夸张的。

　　2003年沙斯爆发期间，伍芳葆博士和研究院的同事们日以继夜地进行研究，最后研发了供各国医院与研究所使用的沙斯病毒诊断工具，让人类在克服可怕病毒的工作上又跨前了一大步。

　　伍博士回忆那几个月的研究工作时说，她天天与病毒接触，而知道病例每天增加，一些朋友也被病毒感染，她心急如焚，感到很大的压力。

　　那次的经验给了她在危机中学习的宝贵机会，加强了她从事研究工作的决心。她说，在“冷酷的病毒”面前，她认识到了科研的重要。

　　今年33岁的她10年前从英国毕业回来以后就从事实验室研究的工作。当时生物科学在新加坡仍是相当冷门的领域。

　　后来在1996年，她报读了国大的博士学位课程，研究动物病毒，希望能进行更大的研究项目。

　　这１０年来，她见证了新加坡在生命科学领域的发展。

　　她说，９０年代末，本地生命科学领域渐渐发展起来，不过由于处于初期阶段，研究水平仍未获国际认可，本地研究员若要在国际刊物发表研究成果会遇到更大的困难，例如刊物评审会要求研究员提供更多证据。

　　然而，随着本地有更多高水平的研究报告获得发表，这些国际刊物也对本地研究员也更具信心。

　　新加坡近几年在生命科学的发展迅速，并且与区域国家携手进行病毒研究的工作。目前，伍博士着重于禽流感病毒以及公共卫生的研究工作，经常到区域国际进行实地考察情况。

　　回想１０年刚入行的情形，现在这领域蓬勃的生机让伍博士感到欣慰。她说，虽然新加坡还没出现像哈佛或麻省理工学院那样更高水平的研究院，但是已经有很多机会让研究员发挥。所以只要他们有决心，一定可以成为优秀的科研人员，将本地的科研水平提升到更高的层次，迈向更高的目标。

《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