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回顾：《联合早报》的前世今生

林任君 《联合早报》总编辑
(2008-09-06)

　　《联合早报》是新加坡的主要华文报，植根本土却享誉国际，是华人世界里一个响亮的新加坡品牌。

　　早报在新加坡的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对新加坡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1998年,当时的总理吴作栋先生曾说,《联合早报》已不只是一份报纸，也是代表华文知识界与华族文化的主要机构，在新加坡社会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李光耀资政则在2003年形容《联合早报》是“一项全国性的事业”，全国上下必须各尽所能去推广它。

　　然而，在国内，它面对着人口少、市场小的局限，以及年轻一代华文水平下降，华文阅读风气不盛的现实，发行量维持在大约18万份，读者70多万。

　　但是，借助互联网的力量，早报在无心插柳之下，却在国外开枝散叶，绿树成荫，覆盖面遍及全球的华文读者，成为在华人世界具有最大影响力的一家东南亚华文报；尤其是在中国这个面积比新加坡大1万6000倍、人口比新加坡多370倍的国家，早报拥有庞大的读者群，受到的欢迎程度超乎很多人的想象。作为中国许多政府、知识及商界精英每日必读的报章，早报在中国的巨大影响力更是非比寻常的。

　　因此，《联合早报》虽然是新加坡人办给新加坡人看的报纸，却吸引了无数中国读者的眼球，缔造了一个“一报两国”的现代传奇。

　　这个现象引起了中国媒体同行和传播学者的莫大兴趣，很想了解多点早报的历史和现状，尤其是它如何发展成为今日格局的历程。

　　其实，早报和中国的渊源并非始于今日，而是发轫于它的前世，只是曾经因政局的变化而中断，如今随着时移势转，又以崭新的形态重续前缘罢了。

《联合早报》总编辑林任君

《联合早报》的前世——
《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与中国渊源深厚

　　《联合早报》的前身是东南亚两家著名的华文报《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

　　1923年9月6日，在新加坡和马来亚华人社会中德高望重的商界领袖、“树胶大王”陈嘉庚先生在新加坡创办了《南洋商报》。它虽然不是新马第一家华文报，但是它的诞生却标志着华文报进入了全面为商业服务并推动教育事业的新时期。

　　陈嘉庚与中国的密切关系是众所周知的，他自1928年起就积极参与中国的政治事务，领导华侨关心中国、支持中国的社会改革，《南洋商报》作为“侨报”，自然也对中国时局表现了极大关注。从1928年的济南惨案、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南洋》都表现了强烈的反日爱国情绪，对日本的侵略行为予以揭露谴责，号召海外华侨积极参与中国的抗日运动。

　　在《南洋商报》面世六年后，也就是1929年1月15日，另一位著名商人胡文虎也在新加坡创办了《星洲日报》。他的中国情怀从他在《创办本报宣言》中阐明的《星洲日报》三大使命可以看得出来：（一）发扬三民主义，求民族、政治、经济的平等地位……。（二）以开发祖国富源为当今之要图，力倡华侨投资祖国，创设各种实业，藉定国基。（三）提倡各种教育，沟通中西文化，以增高我华侨的地位。

　　因此，他不惜花钱在上海、厦门、香港各地派驻通讯员，每天发电文回来，使《星洲》的报道快捷翔实，让华侨及时掌握祖国的局势。

　　由此可见，《南洋》和《星洲》这两家报纸的终极效忠对象都是中国，希望通过提倡教育和实业“促进侨民的利益”，而最终的目的是希望祖国富强。这在当时新马还是英国殖民地时，是不足为奇的。

　　除了报纸的内容具有强烈的中国色彩之外，这两家报纸和中国一些重要政治人物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并通过他们聘请中国著名报人和文人，直接参与创办、管理和编务工作。1928年《星洲日报》筹备创刊时，胡文虎托人请当时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介石题写报名，蒋不仅写了报名，还推荐朱宝筠来新加坡出任《星洲日报》主笔。1939年秋，《南洋商报》董事经理傅无闷派张楚琨以特派员的身份到中国采访抗战新闻，同时委托张楚琨在中国物色一位有名望的新闻界权威人士来新加坡主持《南洋商报》的编务。1940年张楚琨在重庆访问周恩来时向他提出这个请求，周恩来决定派中共的秘密党员、当时公开身份是民主人士的胡愈之到新加坡出任《南洋商报》编辑主任（后来称总编辑）。

　　除了胡愈之、张楚琨和傅无闷之外，从中国南来主持编务的还有关楚璞和著名作家郁达夫，他是在1938年年底受聘到《星洲日报》担任文艺副刊编辑，同时也撰写社论。此外，一些著名的画家和摄影家，像张汝器、叶浅予、黄文农、郎静山等，也曾以受聘或特约形式为《星洲》的副刊服务。

　　战后另一位与中国政治领袖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有联系的著名报人曹聚仁也曾受聘于《南洋商报》，担任特派员。他于1958年在北京采访时获得毛周接见，毛泽东当时托他传秘密口信给台湾的蒋经国，希望能促成两岸秘密和谈。为了加强曹聚仁的“分量”，毛泽东特意向他透露了中国将在10月6日暂停炮轰金门7天 的消息。曹聚仁立刻将这则消息发回报社，结果《南洋商报》抢先在10月5日刊登了这则全球独家新闻。

　　这些有趣但却鲜为人知的例子，说明了《联合早报》的前身，《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虽然是远在东南亚一隅的报纸，却和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不但是文化上的，而且是政治上、人事上的直接联系。

建国之后——渐渐摆脱中国色彩

　　新加坡在1959年从英国人手中取得自治地位，1963年加入马来西亚，1965年又脱离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家。

　　从1950年代中期开始，新加坡华人在和其他民族一起争取独立的过程中，本土意识逐渐增长，加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国际政治环境的因素阻隔了两地的交往，华人的“华侨”意识逐渐淡化，在新加坡独立之后，更只能效忠自己的新生国家。因此，这时期的华文报的方针和内容开始转向，以维护独立自主、建设新国家为主轴，中国新闻不再当“祖国”新闻处理，也不再有专版，而是成为国际新闻的一部分了。

　　由于新中两地的人民往来在1949年之后已经逐渐断绝，所以中国大陆不再向新加坡输出新闻从业员了，本地华文报编辑部只能靠1949年以前南来的报人以及本地培养的新生一代支撑。幸亏这个时候，新加坡靠民间力量发展起来的华文教育体系已经相当健全，除了源源不绝地为华文报供应读者之外，也为华文新闻从业员的培育提供了优良的条件。

　　从1950年代直到1970年代，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教育的普及和提高，《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在销量和读者人数方面取得了可观的进展，硬体设施如办公楼的建造、新式的打字和制版技术的引进，以及现代化高速印刷设备的添置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编辑部方面，除了内容和版面随时代要求不断改善之外，两报也在1970年1月5日配合政府的政策，同时开始采用中国所推行的简体字，这应该是这期间中国对新加坡报章影响的一个印记。1979年，《星洲》和《南洋》也改变了华文报直排的传统，先后改版，实行横排，开创了海外华文报章的新风格。

　　在公司结构方面，这两家原由家族创办并控制的报章，都遵照1974年实施的新的报章与印刷馆法令，在1975年重组为公共公司。1977年，两报又根据修正后的法令，先后公开售股，挂牌上市，由家族控制华文报的时代也从此结束。

《联合早报》的今生——华文多元媒体的领先者

　　两家主要华文报在改组之后积极扩充业务、加强实力的结果，形成了它们正面交锋、争夺市场的局面，彼此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竞争本来是好事，能给消费者带来好处。但有太多的例子证明，在一个有限的市场，媒体的竞争不但未必能带来积极向上的发展，却往往会卷入不断沉沦的旋涡。到了1970年代末期，《南洋》和《星洲》的竞争已经开始进入恶性循环的阶段，两家日报为了抢占夜间市场、增加报份而不断提早截稿时间，以便抢先上市。编辑部为了应付让第一次版赶在晚上8点上市的要求，必须在接近黄昏就截稿，只好将大部分人员的工作时间移前，只留下极少数人负责换版工作，常常因此牺牲了较迟的新闻，也牺牲了文字及整体内容的素质。这就使得逐年增加的双语读者在比较了隔天的中英文报纸之后，觉得华文报的新闻总是比英文报迟，素质也一直在走下坡。另一方面，两报也为争取广告而不断削价竞争，益了广告刊户却伤了自己的元气。

　　这种恶性竞争给两报带来了很大的耗损，引发了危机。但更大的危机却是迅速变化中的语文环境。新加坡建国之后，由于国际和国内政治的考虑，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及团结各民族及凝聚社会的目的，在政府行政、商业和教育等方面都采纳了以英文为主的政策。影响所及，从六七十年代开始，英文迅速崛起为新加坡的强势语文，华文的地位迅速下滑，华文教育也开始走向没落。

《联合早报》的诞生——继承香火，突破创新

　　在这两大不利因素构成的背景下，华文报面临暗淡的前景，前途堪虑。于是，在政府的主导下，两报的管理层开始接触并探讨合作的可能性，终于达成了合并的意向。

　　就这样，具有60年悠久历史的《南洋商报》和54年历史的《星洲日报》在1983年合并了，《南洋星洲·联合早报》在1983年3月16日面世，这就是《联合早报》诞生的经过。

　　《联合早报》可说是在两报积累了114年的丰富经验和深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两报人力和物力资源结合下的主要产品。合并之后，它汇合了新加坡华文报出版业两股最大的力量，从互相竞争和消磨的恶性循环进入双剑合璧、团结一致的良性发展，形成一股推展华文新闻事业的强大动力。

　　继承《南洋》和《星洲》香火的《联合早报》，接过了两报五六十年来领导华社舆论和担任华族文化先锋的棒子，深切了解本身肩负着继往开来的重大责任，不断自我鞭策，突破创新，务必要把这家新加坡唯一的华文早报办得更出色，将新加坡的华文报业推向更高的水平。

　　经过了十多年的努力和发展，早报从1990年代开始进入了鼎盛期，发行量、读者人数和广告收入也在1990年代末达到巅峰。早报的内容质量，无论是新闻、言论或副刊，版面设计或照片图表漫画等视觉元素，都已取得了大跃进，早已不是当年的《南洋》或《星洲》可望其项背了。

　　合并十余年之后逐渐定型的《联合早报》的性格，可以这样概括：既严肃、认真、翔实、全面，却又亲切、活泼、缤纷、细致；是一份可信、可亲、可敬、可爱的报纸。

　　这个看似自然演化出来的性格，其实是早报同仁根据多年来逐渐形成并明确化的办报理念塑造而成的。这些理念可以归纳如下：

　　＊信奉“负责任的新闻自由”，认为新闻或言论自由及读者的知情权应受社会伦理道德约束；

　　＊作为一份全国性报章，紧扣国家社会发展的脉搏，维护国家社会利益；

　　＊作为一份有公信力、权威性、负责任的报纸，准确报道新闻，如实反映民意；

　　＊扎根本土、放眼国际，尊重传统、拥抱现代；

　　＊兼具知性与感性，强调知识性与教育性，但也注重娱乐性与亲和力；

　　＊有原则、有主见，不耸动、不盲从；

　　＊言论有立场，但不激烈、不情绪化，力求客观、公正、多元、宽容；

　　＊容纳不同意见，在存异中求同，以社会和谐为依归；

　　＊尽量满足知识精英、专业人士和企业家对高水平内容的需求，却又不疏离中下层人民，充分照顾民生民情；

　　＊报道风格力求通俗却不流于庸俗；

　　＊兼顾各种语文程度和各年龄层的读者；

　　＊在支持以英文为各族共通语及主要行政语文的同时，积极推广华语华文的普及、提升和应用；

　　＊在支持多元文化政策的同时，积极推广华族文化和价值观，反映华社观点。

　　单有理念而没有人才是不行的。成就早报今日性格和地位的，是早报的一支具有高度专业能力和奉献精神的团队。从1983年合并到今天，早报这25年来一直在积极培养和延揽人才，加强新闻从业员的训练，改善组织结构和确立健全的工作制度；加强各级管理、建立国内外联系网，以及扩大新闻及评论来源等，毫不间断地提高内容的质量和分量，以便满足国家社会及广大的国内外读者对一份高素质权威华文报的要求。

对于早报来说，中国的重新开放更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它使早报在中断了将近40年后，又与这个文化母体重新衔接，与中国的媒体、报人和文化人恢复了联系，中国新闻也再度成为早报重点报道的内容，而早报也成为中国了解新加坡及外在世界的一个窗口。 ——《联合早报》总编辑林任君

《联合早报》的几个“第一”

　　除了内容素质和人才培训这些软件发展之外，我们也没有忽略科技和硬件及其他方面的发展，以便提升早报的业务能量。在1990年代，早报有几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发展，使它在几个领域成为华文报的领先者：

　　一、经过一年多的计划、筹备、实验和训练之后，《联合早报》在1991年6月实行全面电脑化，成为世界上第一家从记者输入文稿到编辑排出大版，编写过程真正全面电脑化的华文报。这引起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报业同行的莫大兴趣，纷纷组团前来参观。

　　二、经过长时间的争取，《联合早报》终于在1993年3月1日获准在中国登陆，可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几个大城市的五星级酒店公开售卖，成为第一家获准在中国大陆发行的外国华文报。这是早报开拓海外市场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三、《联合早报》在1995年8月15日上网，成为东南亚第一家进入互联网时代的华文报，也是全球最早上网的华文报之一。由于抢占了先机，加上高度的公信力，它今天已经成为一个领先的华文新闻网站，每天的页览量(pageview)达到500万、读者人数(unique audience)70万。监察全球超过80万个网站的权威性互联网市场调查公司Hitwise,在2005、2006和2007连续三年选出早报网为新加坡最受欢迎的报章网站,也是本区域最受欢迎的华文新闻网站之一。另外,根据中国互联网协会和艾瑞市场研究（iResearch）的排名，早报网在全球华文新闻网站中均名列前10位，和中国的霸级门户网或全国性媒体的新闻网站并肩。

　　21世纪：《联合早报》进入多媒体融合时代

　　在20世纪进入尾声之际，面对国际媒体整合的大趋势和全球化的严峻挑战，新加坡政府和传媒业者都认识到，向来采取开放政策和拥抱全球化的新加坡，必须做好准备，巩固本国媒体的力量，加强本国媒体的全面、多平台的竞争能力，才能在全球化媒体整合浪潮的冲击下屹立不倒。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联合早报》所属的新加坡报业控股公司决定发展多媒体能力，在2000年成立了一家经营电视广播业务的子公司，开设华语和英语两个电视波道，与当时独家经营电视业的官营公司新传媒集团形成竞争的局面。

　　报业控股的华语电视台称为“优频道”(Channel U)，公司将优频道的新闻节目制作任务交给了早报。我们别无选择、也义无反顾地接下了任务，从无到有，迅速建立起一支短小精悍的新闻编导队伍,并将早报和两家姐妹华文报的百多名专线记者训练成能够兼做电视新闻的两栖作业能手。经过不到一年的筹备和培训,这个下笔能写、上镜能讲，在两种媒体之间游走自如、左右逢源的两栖新闻团队终于建立起来，并且毅然走上前线，在2001年5月7日优频道新闻正式启播时，给本地华语电视观众带来了清新可喜又兼具广度和深度的电视新闻。

　　这样的“多媒体融合”作业模式，尤其是报章记者大规模直接参与电视新闻制作与报道的方式，世上几乎没有相同的先例,在华文报界更是绝无仅有。因此，我们是以摸着石头过河的心态，小心翼翼、战战兢兢地进行这场实验。但在参与同事的全力以赴和报馆上下的积极配合和支持下，这个大胆尝试总算成功，开创了全球华文报平面和电视媒体融合的先河，在海外华文媒体同行中受到重视，成为研究和参考的对象。

　　优频道新闻出台后，受到了广大电视观众的肯定和欢迎，收视率节节上升，直逼新传媒的华语电视新闻。然而，不幸的是，新加坡的国内市场毕竟有限，报业控股经营电视业务后，与原来的电视业老大新传媒短兵相接，直接竞争，对后者造成了威胁，终于引发了一场广告削价战和高价争夺节目战，形成恶性竞争的局面，情形和当年两家华文报短兵相接的情况有点相似。搏斗流血的结果是，两个集团的电视业务都亏损，双方管理层于是按协议在2005年初决定将两边的电视业务合并，报业控股不再直接经营电视业务，而早报当然也就不再制作电视新闻，我们的“两栖作业”只好暂告一个段落。然而，我们当年所培养的能力和累积的知识和经验并没有白费，为我们未来的新媒体出征做了铺垫，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南洋商报》与《星洲日报》合并十余年之后逐渐定型的《联合早报》的性格，可以这样概括：既严肃、认真、翔实、全面，却又亲切、活泼、缤纷、细致；是一份可信、可亲、可敬、可爱的报纸。

早报的纸媒体没有停下脚步

　　在进行两栖作业，涉足电视新闻的同时，早报的纸媒体发展并没有停下脚步。为了与时并进，满足环球化与高度资讯化时代的读者需求，早报不断进行改革，逐渐放弃太过严肃的面貌，使版面轻松化，文字生动活泼；内容一方面更贴近生活、贴近一般民众，另一方面则不断推陈出新，加强深度，满足高端读者的要求。

　　其中，最重要的一项革新是在2003年3月开辟《早报中国》专版，并以之作为主报第二部分的门面。《早报中国》将所有的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新闻集中起来，突出处理，使中国新闻更加抢眼，方便阅读。这使早报的“中国特色”更为鲜明，也进一步提高了早报作为本地的“中国新闻和评论权威”的地位，加强了早报的卖点。

　　配合改版，早报也扩大了中港台特派员的阵容，除了北京、上海、广州、香港和台北之外，更在推出《早报中国》那年在重庆开设办事处，成为第一个在这个内地直辖市派驻记者的外国媒体，也应该是世界媒体中在中国驻点最多的一家。早报是东南亚媒体中在中港台派驻最多特派记者的国家。除了8名特派员之外，我们也建立了一个由当地人组成的通讯员网络，为早报提供各地的第一手消息。

《联合早报》的今生——中国因素的重现

　　虽然当时早报的改革是全面的，副刊和体育等版的内容也大幅度革新，版面的美编设计和字体等也都“改头换面”、焕然一新，但那次革新最具有标志性意义、给人们留下最深刻印象的，还是《早报中国》这个新品牌的建立。

　　是的，“中国因素”可以说是早报革新的主要原因和动力。中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近年来的经济发展之神速，更是令人叹为观止，对全世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新加坡这个环球性城市国家当然也没有例外。语文和文化的共通性，使新加坡成为中国在发展道路上的一个自然合作伙伴，一个顺理成章的参考模式。

　　对于早报来说，中国的重新开放更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它使早报在中断了将近40年后，又与这个文化母体重新衔接，与中国的媒体、报人和文化人恢复了联系，中国新闻也再度成为早报重点报道的内容，而早报也成为中国了解新加坡及外在世界的一个窗口。

　　可以说，“中国因素”正以全新的姿态，再度对早报发挥了重大的影响。

　　自1980年代中期开始，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对新加坡发生了兴趣，限量发行的《参考消息》大量转载了早报的新闻和评论，《联合早报》因此成为一个中国的领导和高干熟悉的名字。由于新加坡和中国当时还没有建交，两国人员来往并不那么频密，我们和中国的同行直接接触也不多，这些情况还是我们后来辗转得知的。

1992年初，邓小平以88岁高龄南巡，发表重要讲话。他对新加坡管理模式的肯定，使中国的“新加坡热”迅速升温。

邓小平南巡和早报上网带来的冲击

　　但是，情况在1992年邓小平先生南巡之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的南巡讲话，尤其是对新加坡管理模式的肯定，使中国的“新加坡热”迅速升温，政府官员和知识分子对新加坡产生了更大的兴趣，中央和省市的高干和媒体纷纷组团到新加坡，要看看这个被邓先生称许的小国究竟是怎样管理的。从那时起，到新加坡参观访问的中国各类代表团络绎不绝。令我们感到惊喜的是，其中很多代表团都因为慕早报之名而要求顺便到报馆来参观交流。

　　1995年早报的上网，更大大带动了来自中国的访问人潮。中国的经济繁荣推动了资讯业的迅速发展，特别是从90年代末期开始，中国互联网更以惊人的速度伸展到每一个大城市，然后又从点到面迅速向周围城镇扩展，其气势简直可以用“一泻千里”来形容。这使以华文为媒介语的“早报网”如鱼得水，在中国的浏览量突飞猛进。于是，早报通过跨越国界的全球互联网络“登堂入室”，进入了中国的千家万户、办公大楼、机关单位、大专学府，吸引了大量的高素质读者，尤其是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关主管和政府高级官员、企业高层领导、新闻工作者、学者专家及专业人士。

　　由于早报作为中国人观察新加坡的一个窗口，在中国的名气越来越大，加上邓小平南巡所掀起的新加坡热潮，报业控股的华文报集团自1990年代中期起，接到越来越多参观访问的要求。据不完全而且是很保守的统计，从1990年新中建交至今，到新加坡报业控股的华文报集团访问交流的中国代表团有500多个，人数超过5000人。这还不包括那些没有经过正式安排而上门进行非正式访问的许许多多的“散客”，或一些没有在我们记录之中的访问团。这意味着，18年来，我们正式接待的中国代表团，每个月平均超过两个。

　　代表团的种类很多，包括中央政府和省市政府官员、经贸、媒体、学术、教育、文化艺术等。访问级别也很高，最高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丁关根，他在1996年以中宣部部长的身份，率领该部代表团访问新加坡，其他主要团员是孙家正(广播电影电视部部长)、刘云山(中宣部副部长)、刘奇葆(国务院副秘书长)和于友先(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代表团特地到报馆来，与华文报同事对媒体的管理与发展课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还参观了早报的电脑作业流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他到访的中央和省市官员包括广电部长艾知生、中宣部副部长徐惟诚、海南省长阮崇武、广东省副省长卢瑞华等。

　　值得一提的是，早报印刷版和网络版这两个平台合起来所发挥的强大传播效力，也吸引了一些中国省市招商团，要求华文报集团的文化产业部为它们举办招商说明会。

　　但到访的代表团还是以媒体最多，占了大约36%。许多著名的报人都来过了，中央媒体如新华社社长穆青、郭超人和总编辑南振中，人民日报社长邵华泽等，都曾是我们的座上贵宾。地方媒体就更不用说了，来的人很多，“常客”包括《广州日报》总编辑黎元江和《深圳特区报》社长吴松营。中国媒体同行最感兴趣的课题包括新加坡的新闻理念和模式，政府对媒体的管制及与媒体的关系，报业集团的组织结构、评估奖励制度，早报编辑部的作业、工作流程、监管等。在总结了与中国媒体的交流经验，了解他们所兴趣的课题及业务之后，我们近年来开始为中国的同行和省市宣传部官员专门设计了一些报业和新闻培训课程，由编辑部资深同事和业务部门的主管亲自讲课，吸引了不少中国报章同行和官员组团前来接受培训或交流。

　　今天，《联合早报》和中国报界、文化艺术界、学术界、经贸界及政府的频繁交流和密切关系，已经远远超越了《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当年的鼎盛时期，而且层次也高出了许多。更重要的是，和当年以“侨报”及“侨民”的身份与“祖国”和“中原”交往不同的是，新加坡这时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联合早报》也已经成为一份效忠这个新生国家及其人民的主流报章，并且凭本身的实力发展成为一家具有国际声望的媒体，以平等的地位和中国进行交流，发展关系。新加坡华文报这时也恢复招揽来自中国的新闻人才，但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必须从中国延揽编辑部主管了。这是因为新加坡这几十年来已经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教育系统，包括华文高等教育，培养了足够的华文人才从事新闻专业及报馆管理工作。不但如此，本地的华文新闻工作者因为有机会吸收现代的专业及管理知识，累积了多年的经验，已经有条件输出本身发展起来的专业知识和技术，而不像当年一样，纯粹是知识技术交流的接受方了。

　　意义更重大的是，早报在中国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无论是从常到中国访问的新加坡政治领袖、学者、官员或商人的口中，或从我们所接待的无数的中国中央及地方政府、媒体、文化、学术或商业等各方面的代表团、考察团、培训团、招商团的反馈中，我们都知道早报已经成为中国的许多权力和知识精英的日常精神食粮，早报网是他们每天必看的网站。

　　此外，早报也是中国知识分子了解和研究新加坡及东南亚的重要资料来源，这可以从中国学术期刊网的统计看出一斑。根据该网的检索，在中国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中，《联合早报》成为有关新加坡和东南亚政治、传播、文化等领域学术研究的来源之一，在参考文献中包含“联合早报”一词的条目，1999年至2008年有1616条，1983年至2008年则有2023条。这个数目还不包括许多在中国出版的有关新加坡的书籍所引用的《联合早报》资料。此外，中国新闻传播学、历史学、华人研究等领域，直接以《联合早报》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论文已有数十篇之多，并继续呈现增加的趋势。复旦大学、厦门大学和暨南大学等著名学府，都曾经发表过有关《联合早报》的研究专论。

　　这许许多多的例子说明了早报在中国的影响是如何深远，而中国的发展又对早报产生了何等重要的影响。除了早报网以中国读者占绝大多数外，由于近年来中国新移民的不断流入，为早报提供了源源不绝的新读者，他们在早报印刷版读者中所占的比率也大为增加。

　　在历史的巧妙安排下，经过数十年的中断，早报又在全新的时空背景下与中国“重续前缘”，而中国也再度成为一个紧扣着早报命运的重要因素了。

挑战并不可怕，重要的是不要在慌张中乱了阵脚，忘了我们的来时路，背弃我们的精神，在慌不择路之下偏离正途。在早报航向茫茫的未来时，一以贯之的编辑方针和办报理念将继续为我们导航，专业精神与公信力将是我们坚强的护航，而中国因素则是我们破浪前进所必须借助的东风。——《联合早报》总编辑林任君

《联合早报》的未来——把握威胁中的机遇

　　《联合早报》走到今天，不知不觉已经走了85年。这85年来，它历尽沧桑，迂回前进，走过了曲折艰辛的道路，也度过了低沉郁悒的日子，但在历代同仁的努力和坚持下，跨越了一个又一个的障碍，取得了一项又一项的成就，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发出了时代的光芒。

　　如今，它是一份在国内备受敬重，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在华人世界中具有崇高地位的华文报，无论是实力、声望或影响力，已经超越过去的任何时期，达到了空前鼎盛的地步。

　　因此，早报虽已年届85，却是青春正富，还正当年！

　　从前世到今生，《联合早报》可说一脉相承，香火不断，精神永续。但是，它前面的道路会是怎样的呢？像过去任何时候一样，今天的早报也面对着艰巨的挑战。在国内，它面对的就是上面提到过的，在英文强势冲击下华文水平“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局面，这使到早报要吸引新的年轻读者有如逆水行舟，倍感吃力，未来的生存和发展面对严峻的考验。

　　另一个挑战是全球性的，是所有传统媒体共同面对的，那就是新媒体的兴起。新媒体所掀起的滚滚洪流正猛烈冲击着传统媒体，在很多地区，许多历史悠久的报章甚至已被它冲得七零八落，甚至席卷而去。早报当然也避不开它的冲击。

　　然而，任何挑战之中必然也潜藏着机遇。年轻一代的华文水平低落，正发生在中国崛起之际，新加坡上下，从务实的政府到担心文化流失的华社，对这个现象莫不忧心忡忡，正想方设法要通过改善华文教学、使华文进入学生的生活等方式，来提高学生对华文的兴趣与水平，促进华族文化的传承发扬。环顾四周，能够依托的力量、信赖的合作伙伴，就是《联合早报》这个出版了三份学生专刊、拥有“报纸教学计划” 经验的卓著华文品牌了。这无异给早报提供了难得的契机，使它能够更积极配合学校的需要，借助既构成挑战也带来机遇的新媒体，利用本身发展起来的多媒体平台，为学生量身定制一些新旧媒体兼容互动的华语华文产品，大规模进入校园，陪伴学生成长，让他们体验华文的乐趣，也从中体现本身的增值。

　　只要中国的发展势头不变，华文的经济价值水涨船高，那早报的角色就会越来越重要。不只是对必须提高华文水平的年轻学生如此，对必须掌握中国动态的成年读者来说，以中国新闻和评论的权威性作为竞争优势的《联合早报》更是不可或缺。

　　同样的，新媒体迅速无情的攻势，既给传统媒体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和威胁，却也给它们带来了各种机遇。一方面，随着超高速新媒体铺天盖地而来的资讯，既泛滥成灾，又真伪难辨，在物极必反之下，传统媒体的价值获得强烈反衬，许多人开始怀念起经过专业新闻工作者处理和过滤、将信息的砂砾去芜存菁后的准确可靠的内容，珍惜起具有高度公信力的老字号传统媒体所体现的价值。这意味着，早报将能抵挡新媒体掀起的汹涌波涛，中流砥柱，屹立不倒。

　　另一方面，新媒体技术一日千里的发展，为传统媒体公司提供了强有力又多样化的传播工具与平台，使它们可以通过多媒体融合、新闻室整合等方式，借助它的力量迅速传播本身丰富真实的资讯，吸引过去无法到达的眼球，大大增加总体“到达率”（overall reach）和影响力，从而提升本身的经济价值。作为第一代新媒体，早报网已经将早报的影响力远远投射出去；而具有高度互动及视频能力、以双语呈现的第二代新媒体Omy网，则可能会是早报展现新生命力的未来平台。

　　挑战并不可怕，重要的是不要在慌张中乱了阵脚，忘了我们的来时路，背弃我们的精神，在慌不择路之下偏离正途。在早报航向茫茫的未来时，一以贯之的编辑方针和办报理念将继续为我们导航，专业精神与公信力将是我们坚强的护航，而中国因素则是我们破浪前进所必须借助的东风。

　　我们应该秉承《联合早报》一贯的突破创新、引领潮流的精神，以85年积累的智慧和经验，利用挑战带来的机遇，克服重重障碍，化劣势为优势，乘风前进，迎向未来。

《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