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 给了一则大新闻

(2008-09-06)

　　二十世纪新加坡两大主流华文报是《南洋商报》与《星洲日报》，两大报有如新加坡与马来亚报业星空的双子星座，称雄超过半个世纪。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特别是与中国的历史渊源，两报与中国现代史的重大事件与叱咤风云的人物都有关联，甚至有一定的影响，扮演了特殊角色。　

蒋介石与《星洲日报》

　　1928年《星洲日报》筹备创刊时，胡文虎托人请当时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介石题写报名，蒋不仅写了报名，还推荐朱宝筠来新加坡出任《星洲日报》总主笔。 《星洲日报》于1929年1月15日创刊，报头用了蒋介石题的“星洲日报”四个字，落款是“蒋中正题”，还盖上印章。

　　朱宝筠在法国留学多年，学的是纸料学。回国后刚好碰上《星洲日报》筹办，蒋介石就推荐他来当总主笔。他来到新加坡后，一直无法适应这里的气候，而且对新闻事业的兴趣不大，只工作了三个月就辞职回国。

　　朱宝筠在新加坡华文报业史上只留下浅浅的脚印，关于他的生平事迹，我们知道得很少。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的吴庆棠著的《新加坡华文报业与中国》第四章第一节关于朱宝筠只提有几句。朱宝筠对新加坡华文报业的贡献不大，但毕竟是《星洲日报》的先驱人物，报史该给他记上一笔。

周恩来与《南洋商报》

　　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周恩来跟《南洋商报》有过怎么样的关系呢？这是个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

　　首先要说的是：周恩来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在中共党内长期领导外事与侨务工作，而新加坡与马来亚联合邦是华侨最集中的地方，理所当然受到周恩来的重视，虽然没有明确记载周恩来在抗战前看过新加坡的华文报，但是，在1940年周恩来跟《南洋商报》有了直接接触，这是有根有据的。

　　1939年秋，《南洋商报》董事经理傅无闷派张楚琨以特派员的身份到中国采访抗战新闻，同时委托张楚琨在中国物色一位有名望的新闻界权威人士来新加坡担任《南洋商报》的编辑主任（后来称总编辑）。

　　1940年张楚琨在重庆多次访问周恩来（当时是国共合作抗战，周恩来是中共驻重庆的首席代表），并向周提出这个请求。周恩来与中共高层研究之后，决定派中共的秘密党员、当时公开身份是民主人士的胡愈之到新加坡出任《南洋商报》编辑主任，为的是加强海外抗日宣传工作，并协助陈嘉庚领导的南侨总会开展爱国救亡运动。

　　胡愈之接到指示后，即从桂林到香港，见到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的负责人廖承志，由廖部署胡愈之南来新加坡的具体事宜。

　　1940年11月，胡愈之从香港乘轮船到新加坡，1941年1月1日正式出任《南洋商报》编辑主任。而实际上，胡愈之早在1940年12月初到达新加坡之后就已开始为《南洋商报》工作了。在1940 年12月2日的《南洋商报》刊登了胡愈之与同来的王纪元的合照，照片附了一段说明这样写道：

　　“本报新聘国际问题权威胡愈之先生为编辑主任，聘名记者王纪元先生为编辑，二氏均已开始视事，本报暨《新国民日报》同人昨在大同酒家设宴欢迎。胡氏服务国内出版界十数年，经验极为丰富，对本报有不少革新计划，本月内作初步改进，迨明年一月本报将以崭新的姿态与读者见面。”

　　胡愈之虽是中共秘密党员，但当时来新加坡的主要任务是宣传抗战救亡，不是宣扬共产主义。纵观他在《南洋商报》工作期间所写的社论、评论以及其他文章，都看不出有宣扬共产主义的迹象。应当说，他是严格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办事的。

　　胡愈之在新加坡生活与工作仅仅一年又两个月，新加坡面临日军的大举入侵，他与一批抗日运动的积极分子和骨干撤退到印尼去避难。

　　1945年8月日本投降，9月初英国回来重建殖民统治。胡愈之从印尼回到新加坡，由于战后《南洋商报》的立场是拥护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胡愈之不能认同，所以再也没有回到《南洋商报》了。

（参考胡愈之著《我的回忆》，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版第56－59页）

毛泽东与《南洋商报》

　　1958年8月国共两军爆发震动世界的金门炮战，在炮战的6个星期后，毛泽东决定从10月6日起暂停炮轰金门7天。在前一天的10月5日，新加坡的《南洋商报》就抢先一步，提早一天报道了“明日起一周内停止炮轰”的大新闻。那时中国中央政府还没有宣布这一决定，《南洋商报》却先发表了。

　　《南洋商报》这条轰动全世界的独家新闻，当时发表是署名“本报驻香港记者郭宗羲”。其实，《南洋商报》根本就没有一个叫郭宗羲的驻港记者，我们追查了《南洋商报》当年驻港办事处的工作人员，确实有个工作人员叫郭旭的，他平时处理的是日常的杂务，他不写新闻，郭宗羲不会是他。

　　那么，郭宗羲肯定是个笔名或假名。后来真相大白，郭宗羲其实是《南洋商报》特派员、著名报人曹聚仁，即现在卫视凤凰台的副台长曹景行的父亲。

　　曹聚仁确实是神通广大，能拿到这个轰动全球的消息，那是谁向曹聚仁透露的呢？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当时曹聚仁以《南洋商报》特派员的身份在北京采访，先后几次获得毛泽东与周恩来接见。毛泽东当时托曹聚仁传秘密口信给台湾的蒋经国，希望能促成两岸秘密和谈。为了加强曹聚仁的“分量”，毛泽东特意向曹聚仁透露了这个停火的消息。

　　曹聚仁在北京将这个独家新闻传到《南洋商报》的香港办事处，再由香港办事处传到新加坡。 《南洋商报》当时的总编辑是李微尘，他考虑到还在北京的曹聚仁的处境，认为不宜以曹聚仁的真名发表这则独家新闻，他自己拟了这个郭宗羲假名。

　　在10月13日。毛泽东为中国国防部起草的《再告台湾同胞书》，还特地提到新加坡《南洋商报》。这份文告稿后来没有公开发表，但收入《毛泽东军事文选》中，以下是毛泽东提到《南洋商报》的那段话：

　　“好几个星期以前，我们的方针就告诉你们领导人了，七天为期，六日开始。你们看见十月五日的南洋商报吗？行人有新闻观点，早一天露出去，那也没什么要紧。”

　　可见，毛泽东当时确实曾经阅读《南洋商报》，而最妙的是，毛泽东问台湾领导人有没有看《南洋商报》有关暂停炮击的报道。

　　曹聚仁(1900-1972)是浙江金华人，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已活跃在上海新闻界与文艺界，后又任国民党办的《中央日报》记者，认识不少国民政府要员。1941年前后他应蒋经国之邀，到赣州的《正气日报》工作，与时任赣南（江西省南部）专员的蒋经国过从甚密。曹聚仁在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斗争中基本上采取超然立场，即不亲共也不反共，1950年定居香港，以“第三势力”的姿态，游走于台湾、大陆与香港三地。曹聚仁于1956年开始担任《南洋商报》特约记者，多次到大陆采访新中国领导人，多次获毛泽东、周恩来接见，并且受嘱托传达口信给蒋经国，成为台海两岸的秘使。蒋经国也确实多次在台北接见曹聚仁，并且引曹聚仁见蒋介石。

　　新加坡《南洋商报》的特约记者当过国共秘密接触的“信差”，这可说是新加坡华文报业史上十分独特的一个篇章。

（有关停火消息《南洋商报》先透露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从1994年3月9日至11日笔者在《联合晚报》上做了较详细的报道。笔者当时在《联合晚报》当记者兼编辑。）

鲁迅读过《星洲日报》

　　1934年，远在上海的鲁迅先后给新加坡一名读者刘炜明写过三封信，其中一封写于12月31日的信提到了《星洲日报》，鲁迅是这样写的：

　　“十二日的信，早收到了，《星洲日报》也收到了一期，内容也并不比上海的报章减色，谢谢。”（见《鲁迅书信集》下卷71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虽是短短一句话，但可见鲁迅对当年的《星洲日报》印象还不错。

　　遗憾的是，我们尽了一切努力，仍无法查明这位刘炜明的身份，他是在什么情况下写信和寄《星洲日报》给远在上海的鲁迅？为什么只寄《星洲日报》而不寄《南洋商报》？难道他当时在《星洲日报》工作？

　　从鲁迅写给他的信可知，他当时曾寄钱到上海要买鲁迅新出版的书。鲁迅也有把书寄给他，还请他不要再寄钱。

　　笔者读遍《鲁迅书信集》，没看到鲁迅在新加坡有别的朋友与他有书信往来，写给刘炜明的这三封信就显得相当珍贵，鲁迅读过《星洲日报》，也算是华文报业史的一个小插曲。

本文作者原为《联合早报》执行级编辑，现已退休。

《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