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家后会见东姑百感交集

李光耀与马来西亚首相东姑阿都拉曼见面。

　　“1966年3月20日，新马分家八个月后，马来西亚首相东姑阿都拉曼来到新加坡访问。我到靠近植物园的联邦大厦同他见面，在那三个小时里，我们交谈，吃了顿中式晚餐，看电视，然后继续交谈。

　　他希望我们能回复到过去那种轻松自如的关系，以缓和非马来族和马来族之间的紧张气氛。用晚餐时，他婉转地发出威胁，轻描淡写地在话语中提醒我，新加坡的命运操纵在马来西亚手里，新加坡必须跟马来西亚密切合作。他质问我为什么阻止失业的马来西亚人在新加坡找工作。我解释说，我们不可能大开门户，毫无节制地让外国人拥到新加坡来讨生活。

　　然而，吉隆坡也面对同样的情况，他不明白为什么这会对新加坡的经济造成那么大的压力。他已经指示联邦工业发展局，在吉隆坡、怡保、槟城和新山发展新兴工业。新加坡既是个大城市，这么做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我只能耐心地跟他解释，让他知道新加坡没有责任照顾失业的马来西亚人，我们也有自己的失业人民等着我们帮忙找工作。

　　离开之前，我在大门停下脚步说，我们必须建立一种新的工作关系，为谋求双方的利益而合作。这是极其婉转地暗示他，新马再也不可能回到过去那种快乐的日子了，在那个时候，新加坡为了寻求合并总是低声下气。

　　跟东姑在分家后的第一次接触，叫我百感交集。他依然认为我应该听命于他。不过，令我放心的是，看来他仍大权在握。我知道他希望能平静地过日子，不喜欢看到关系长期紧张或危机长期存在。

　　马来西亚领袖照旧以60年代初期我们寻求同马来西亚合并时的那种态度对待我们。他们觉得我们碍手碍脚，因而把我们挤出他们的国会和政坛。现在虽然新加坡已经独立了，并享有了自主权，东姑却依然深信，他在新加坡的一营兵力，加之能随时切断我们的水供，关闭长堤，停止所有贸易和交通，便足以迫使我们就范。如果他能纯粹以过去那种贵族魅力要我们服从，那恐怕会更理想。

　　1969年的种族暴乱事件，粉碎了他竭力争取快乐的马来西亚的梦想。我本身对他有好感。他是位绅士，一位有自己的道义标准的旧时代绅士。他从来不会让挚友失望。尽管他没把我当做挚友，每当他来新加坡观看赛马，或是我到他养老的槟城去，我总会抽空探望他。最后一次见他，是1989年在槟城，他去世的前一年。当时，他看起来已经很虚弱，可是在我离开的时候，他还亲自送到前门廊，送别时吃力地撑起身子，让媒体为我们拍照。

　　“S”委员会专针对新加坡

　　“六十年代末，新加坡发现马来西亚成立了一个“S”（指新加坡）委员会，就一切同新加坡引起纠纷的问题协调处理马来西亚的相关政策。主席是马来西亚公共服务首长，其他成员有国防部、外交部和内政部的秘书长。我们也获知，他们不时起用前行动党亲共被拘留人士如兀哈尔和詹姆斯·普都遮里，以帮助他们了解新加坡的政策背后的想法。

　　当我们听到这个消息时，觉得“S”委员会带有邪恶色彩。他们的动机何在其实不难揣测，在有办法左右的经济领域里，他们总要设法遏制我们的经济成长。

　　后来，到了胡先翁首相掌权时，新马关系缓和些，我建议成立一个政府之间的委员会负责解决双边课题。1980年5月13日，他的外交部长利道丁在斯里淡马锡官邸跟我会面时说，他们早已有个“S”委员会来研究跟新加坡有关的问题。1986年10月，“S”委员会再扩大范围，同时研究跟印尼、泰国和文莱的双边关系，并改名为外交关系委员会。之后，马来西亚公开地跟我们的官员谈论外交关系委员会，以及它在处理双边关系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他们停止了“S”委员会阴谋诡计式的做法。”

　　向马哈迪伸出友谊之手

　　“1965年5月，吉打州哥打士打南区议员马哈迪医生（现任马来西亚首相）在吉隆坡国会发言，警告我挑战马来人统治的种种后果。他痛斥人民行动党‘亲华人，有共产主义倾向，肯定是反对马来人……在一些警署里，华语是官方语言，记录是用华文写的……工业方面，人民行动党的政策是仅仅鼓励马来人当劳工，而不让他们有投资的便利……自然也必须强调，华人有两类：一类同意应该让每个社群都同等富裕，这类华人数代以来都跟马来人和其他原住民共同生活和工作，马华公会的支持者就属于这一类；另一类则心胸偏狭，自私自大，李先生就是个好例子。这后一类是住在纯华族的环境里，在这样的环境里，马来人只存在于车夫阶层……他们对马来人统治一无所知，自然无法忍受长久以来受他们支配的人，现在处于统治他们的地位’。

　　在巫统要求政府扣留我并焚烧我的肖像的时候，这番话显得格外不祥。我尖锐地反驳说，我们当初所同意的，是一个为马来西亚人统治，而不是为马来人统治所制定的马来西亚宪法。这已不是一场普通的争论。他的意思是，我根本不清楚自己在马来西亚的定位。

　　当胡先翁委任他为副首相兼教育部长时，我决定不计较过去深刻的分歧，为将来的合作向他伸出友谊之手。我预料马哈迪会继承胡先翁成为首相，所以希望化解我们过去的敌对关系。

　　我知道他是一个凶猛顽强的斗士，当年就见证过他怎么在东姑权势的巅峰期同东姑斗争。他被逐出巫统，可是并没有因此放弃。当我们还属于马来西亚的时候，我不介意同他起冲突，但两个独立国家之间的争执却是截然两回事。所以我主动请他来对话，好消除过去的芥蒂。

　　马哈迪单刀直入，问起新加坡是基于什么原因要建立新加坡武装部队的。我同样直截了当地回答说，新加坡担心将来可能发生像切断新加坡水供那样恣意妄为的事情。每逢两国之间出现歧见时，便有人公开扬言要这么做。我们当初并不想分家，分家是强加在我们头上的。

　　马哈迪对新加坡有强烈的反感，他直言不讳。他追述当年在新加坡念医科的时候，请一名华族德士司机载他到一位女性朋友的家，司机却把他送到这户人家的佣人宿舍去。他忘不了这次侮辱。他说，新加坡华人看不起马来人。

　　他跟几位马来西亚前首相不一样。东姑、拉萨和胡先翁全出身于贵族或跟苏丹有联系的传统统治家族。马哈迪跟我一样是平民出身。他是一位受过专业训练的医生，也是靠自己奋斗成功的政治人物。我相信自己让他看清楚了，我对跟他斗智毫无兴趣，要的是建立起实事求是的关系。我采取主动进行这次对话，并建立彼此间的工作关系，这对谁都好。如果让过去的夙怨延续到未来，对两国来说都没有好处。

　　1981年12月，马哈迪以首相身分访问新加坡。他已经把半岛马来西亚的时间调快了半小时，使东西马都属于同一个时区。我告诉他，为了大家方便，新加坡也会照做。马哈迪心情大好。他说，他不得不教育马来西亚官员，促使他们不再反对新航开辟槟城航线。随后槟城的酒店住满了人，两家航空公司都从合作中得益，载客量有利可图。他也要求部长和官员向新加坡学习。马来西亚从未有任何其他首相或部长，公开说过新加坡有什么值得学习的地方。马哈迪可没有这重心理障碍。他跟所有前任首相显著不同的地方在于，他愿意以开放的态度向任何人学习，让其他国家的成就也能在马来西亚落实。

　　自1965年8月9日分家以来，新马关系反反复复，从没出现根本上的变化。马来西亚要我们分家，只因为我们主张建设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他们要的却是由马来人支配的马来西亚。一个人人平等的多元种族社会，在1965年无法让巫统领袖接受，到了1999年，他们还是不愿接受这样一个社会。那一年5月，马来西亚反对党领袖林吉祥重提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这个概念。马哈迪的反应很强烈，认为这种想法威胁到他们（马来人）的种族意识，因为马来西亚过去本来就被称为“马来人的土地”。

　　两个月后，马哈迪表示要是马来西亚被迫实行西方所提倡的任人唯贤制度，政府为缩小各种族间贫富差距而推行的进程，就得无疾而终。

　　他说：“如果废除新经济政策，我敢肯定，马来人和土著会成为劳工，无法像现在那样，身居高职……许多土著将失去工作，他们的子女将无法考上大学，没机会成为教授和讲师。”此外，对于马来族学生总爱选修马来文和宗教学科，避开数理课程，马哈迪也表示遗憾。

　　马哈迪决意要调整各族之间的经济均衡状况。然而受金融危机袭击时，许多马来族企业家却身负重创，因为他们都在股市和房地产市场蓬勃时期过度借贷，只有马哈迪有勇气告诉他的马来公民：‘过去，国家浪费了很多资源为不合格的人提供培训，却没考虑到获得机会的人的能力，或让他们吸取足够的经验。正因为如此，我们所付出的许多努力，都白费了。尽管也有成功的例子，可是跟投下去的本钱不成正比……我们过去推行的两个政策——国家经济理事会的政策和新发展政策，主要是为了帮助地方土著商人，拉他们一把。现在，我们要培育的是世界级的企业家。’

　　马哈迪要使马来西亚拥有更优越的机场和集装箱港口，更大的金融中心，一个“多媒体超级走廊”，在巴生港兴建最先进的集装箱码头，也在离吉隆坡以南75公里的地方兴建了一座全新的特大机场。马来西亚的努力，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评估我们的竞争力，改善基础设施，以更精明的方式运作来提高生产力。

>>>>第17章：同印尼化敌为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