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资政与毛泽东见面。

　　1970年末，北京悄悄改变了对新加坡的立场。在那些我们派驻代表的外国首都，我们的外交使节都受邀参加中国的国庆酒会。中共当时的首要任务是尽量拉拢各国政府以共同对付苏联，制止苏联在东南亚扩张势力。

　　我们同中国的第一次接触，是在1971年通过“乒乓外交”进行的。我们允许一支新加坡乒乓球队接受邀请，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亚非乒乓球友谊赛。接着我们接受了中国的建议，让他们派遣一支乒乓球队于次年到新加坡进行友好访问，预定日期同尼逊总统访华之行不过隔了几个月。

　　1974年5月马来西亚政府同中国建交后，我认为这是新加坡同中国政府建立正式联系的时候了。我同意拉惹在1975年3月访问中国。拉惹同周恩来会面时重申了新加坡的立场，并说明由于我们的邻国对新加坡以华族人口占多数的情况特别敏感，我们只能在印尼同中国建交之后，才能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周总理回答说，中国尊重新加坡是个独立的国家。

　　泰国首相库立巴莫1975年6月到北京访问回来后，传达了周总理的口信，邀请我访问中国。我没有做出回应。1975年9月，我在德黑兰会见伊朗国王时，胡韦达首相也传达了周总理对我的邀请，并且补充说时间不多了。我的理解是我们两人要会面的话，我不得不尽早前去。那个时候，报章频频报道周恩来长时间住院的消息。我决定走一趟，定于1976年5月访华，然而这个日子还未到来，周恩来便逝世了。

　　这次访华，我要求进行较长时间的访问，尽量多看看中国。中方把日期安排在1976年5月10日到23日。为了确保没有人会认为我们是以炎黄子孙的身分访华，我们的17人代表团里有一位贾夫纳出生的淡米尔族外长拉惹勒南和一位马来族政务次长麦马德。他们将出席所有会议，会议也都会以英语进行。

　　周总理在那年1月去世了。邓小平被送下乡，不在北京。接待我的是华国锋。他的样子和举止就像共产国家强硬的公安头子一样，他也确实曾经担任过公安部长。

　　5月12日，他们的礼宾官员突然赶到贵宾室来，说毛主席将会接见我们。到访的贵宾通常不会被预先安排会见毛主席。打量访客后，如果觉得适当，中方会在短时间内通知访客，给予访客这个会见伟大领袖的殊荣。

　　见到毛泽东

　　车子转入中南海，那是靠近天安门广场一侧，在人民大会堂不远处一个旧围墙围起来的地区。我们驶过上了漆的栅门，进入一个傍湖而立的中国式低矮别墅庄园。在一座别墅前我们停下来，让人引领入内。客厅里坐着的正是“伟大的舵手”毛泽东。他穿着浅灰色的毛装，由两个女助手搀扶着。我们握了手。接着，大家端端正正地坐下，姿势正确，谨慎地不交叉双脚，以免失礼。毛含糊地说了大约15分钟的话，一位中年妇女尖着嗓子用普通话重复了他的话。好几次她写了几个很大的中文字向毛请示，确定这是他说的没错。接着再有人把毛的话译成英语。

　　这场对话并没有太多的实质内容，中方不过是表达了对新加坡代表团的善意，以显示他们对我们的重视。那个时候，毛已不再是尼逊和基辛格在1972年同他会面后，言谈和笔下精彩描绘的那个机灵敏锐的人了。我想毛不只说话有困难，脑筋也不灵活了。我猜想他患上了帕金森病症。以82岁的高龄，他看来无论是精神或者体力都很虚弱。

　　第二天，中国的主要报章，包括《人民日报》，都在封面版刊登了我和毛的合照，我坐在他左边。照片里的他比面对面所见来得好。多年后，一直还有记者和撰稿人问起他当时的样子到底是怎样的。老实说我只能说我不知道。我看到的是一位强人的影子。他领导过长征，把游击队发展成为强大的战斗队伍，以游击战同日本人对抗，直至日本人在1945年8月投降，并击退国民党的军队，最终使共产党从1949年起领导中国。他的确把中国从贫困、潦倒、病痛和饥饿中解放出来，尽管1958年大跃进引发的饥荒夺走了数以百万计的生命。但是他未曾把中国人从无知落后中解放出来。是的，诚如1949年10月1日毛在天安门城楼上向世界宣告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但是他们还站得不够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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