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十年代，为了更了解中国领导人发展中国的动机和他们的雄心壮志，我几乎年年访问中国。每次访问，我都会花一个多星期，由一位中国副部长陪同游览各省。在这八到十天内，乘坐同一架贵宾专机，在中国各地旅游，长时间的共处，让我有机会对中国领导人的思想和背景有更深入的了解。他们的夫人则总会和芝做伴。

　　1980年一次访华，我发现中国已今非昔比。小女玮玲也同样感到意外。她在北京观光，发觉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倒台后，中国人的心情比较舒畅。一般官员和老百姓跟她交谈时，态度轻松自在多了。

　　我至今忘不了我们游览过的壮丽山河，例如清朝乾隆皇帝的避暑山庄承德和长江三峡。我们乘搭渡轮由重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蒋介石设在四川省的陪都）沿江而下，直到三峡出口宜昌，历时一天半。抬头望去，在高耸入云的险峰峭壁上，数千年前为纪念某些事情某种感念而镌刻的大字，历历在目，让人不禁肃然起敬。它回荡着的，是一个民族披荆斩棘、挣扎求存的奋斗历史。但是更令人惊讶的，却是一幕幕人们像驮兽似的拉着驳船和小船的景象，犹如在远古时代一样。一排人肩上拉着粗粗的纤绳，一里又一里地逆流而上。时间仿佛在这里凝滞不动了，任由各种先进的机器在世界各地呜呜转动，却偏偏同他们擦身而过。

文革耽误了一整代人

　　我们续程到武汉，这是长江沿岸中国主要的工业城市之一。但是到当地大学参观的经历却是令人伤感的。跟我们见面的几位教授在美国受教育，虽然年事已高，英语说得生硬，但显然都是博学而有修养的人。他们带我们参观图书馆，学生们都在埋头用功。玮玲当时是个医科学生，她主动跟一个正在阅读英文生物课本的男生交谈，还要求看看课本，却发现它竟是50年代出版的。这已经是1980年了。她觉得不可思议。他们读的，怎么是一本过时30年的生物课本呢？但是，他们跟外界隔绝30多年，刚刚对西方开放，没有外汇购买最新的课本和期刊，也没有复印机。中国同发达国家之间，知识距离越拉越远，不知要花多少年才能缩短弥合。

　　文革把一整代人耽误了。刚从文革中恢复过来的这一代学生，读的是过时的课本，接受的是落伍的教学方法，没有任何视听教材。这又将是半迷失的一代人。没错，他们当中最优秀的人才就算条件再恶劣也还是能取得成功。但是一个工业社会不只需要少数的顶尖人才，它更需要全人口都接受良好的教育。

　　武汉的欢迎晚宴过后，我们的东道主和随团的所有官员都消失了。我在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于是派助手去探个究竟。助手回头说，中方人员全挤在厅子里的电视机前，看四人帮站在被告栏里接受审讯。这一刻，对多年来受到四人帮恐吓的人们来说，是报应到来的时刻，总算轮到这些仗势欺人者自食其果了。

　　至于其他几个观光站，厦门和鼓浪屿是令人难忘的。我们第一次在中国听到新加坡很熟悉的福建乡音。为了应付大选，我曾花了好几年的时间学讲福建话。在厦门听当地人说福建话，同老师所教的一模一样，真是让人欣喜。

　　鼓浪屿是厦门附近的一个小岛。他们向我们指出两座属于新加坡政府所有的洋楼。殖民地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把房子买来，供那些被送往厦门学福建话的英国殖民地官员住宿。我们当时看到的是两座破败的建筑，各住着四五户人家，人数远远超出房子所能容纳的限度。他们急着向我们保证将进行修葺，然后把房子归还。（我的财政部长韩瑞生后来透露，他曾听说有关业主取回房产之后的可怕经历：他们得偿还拖欠多年的大笔款项给看守人，作为自1949年以来看守房子的薪金。）

　　我们的东道主遥指隔海的金门。它是由台湾管辖的一个小岛，在天气晴朗时肉眼可以望到。这番话，正是那年年初台湾蒋经国总统带我到金门，指着同一片海域对面的鼓浪屿时告诉过我的。早在五六十年代，两个小岛曾经展开密集的炮火交锋。到了80年代，他们通过声音嘹亮的扬声器互相怒骂。

　　他们的菜肴都是我们常见的，却又不太一样。午餐时，他们做了真正原味的薄饼。煸竹笋，用必要的配菜和佐料，包在薄饼皮内做成春卷，做法跟新加坡的不同。不过，他们也有类似的糖果——可口的花生酥糖，卷起来像小型的筒状夹心蛋糕，比新加坡的好吃。我们都知道这里是我们大多数人的祖先的家乡。不论他们来自福建省哪个村落，凡是要到南洋去的，多数都要取道厦门。

　　我们从厦门飞往广州，然后乘火车到香港。这一趟再没有通过扬声器不停播放的思想告诫，也听不到单调呆板、喋喋不休的有关“走资派”的演讲，或者四人帮的其他口号。中国人在衣着方面也比过去自在得多。我们一离开北京，陪同我们的女通译员就穿上了花哨上衣配裤子或裙子，这是1976年看不到的现象。毛泽东式的中国正淡入历史，中国人的一些旧习惯重新回来，一些是好的，当然陋习不只几个。就像1985年我再度到中国访问时，发现营私舞弊、裙带关系，这些长久以来困扰中国的病态现象，又卷土重来，而且日益严重。

　　这次访华给我们留下较好的印象。东道主毫不拘谨，开怀畅饮，交谈投契，更愿意谈起那灾难性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我们所接触的领导人和官员都更加开放自在，更加愿意讨论自己过去所犯的错误，以及未来所将面对的问题。中国如今变得更自然，更像其他社会。

　　中国领导人都深知文化大革命使他们失去了一整代人。他们摒弃了毛泽东那一套不断进行革命的浪漫信仰，要同世界各国建立稳定的关系，通过经济合作协助中国复兴。只是我想至少还得再过一代人的时间，才可能等到一个全面现代化的中国诞生。

　　中国的每一个省份，无论地理、经济、教育、办事效率，都不尽相同，各省省长所关注的领域也不一样。游览各个省份，让我深切体会到为什么在这么一个地广民众的国度里，省籍的效忠精神是那么强烈。它们的乡音、饮食习惯、社会习俗，都不一样。中国的精英分子永远无法像欧美和日本的精英分子一样互相认识。虽说美国也是大陆，但人口并不那么多，精英分子都能通过先进的通讯设备定期聚会和交流。中国的人口太稠密，在80年代兴建机场开始引进西方客机之前，中国的通讯设备非常落后，各省份的精英仿佛活在完全隔离的世界里。因此，任何领导人一有机会攀上北京中央，都会在不引起其他人不满的情况下，尽量把过去省里的工作伙伴一起带进城。这些出自地方省份的工作伙伴，总是最能了解、最能揣摩领导人的心思。

　　各省之间竞争激烈。每位省长都会滔滔不绝地大谈有关各自省份的基本数据资料：面积、人口、可耕地、降雨量、常年农业产量、工业、服务业，当然也包括国内生产总值，以及这些个别项目在全国30个省份当中的排名。各个城市之间的竞争同样剧烈，市长们也总会一一道出本市的重要数据和在全国的排名。排名由中央政府确定，目的原是鼓励良性竞争，却因各省市领导人为提升名次而不惜一切代价，甚至引发省级的贸易战，使省市之间的斗争白热化。像广东这样一个快速增长的省份，必须输入粮食以应付从其他省份拥入的“流动”工人，邻近省份却不愿意出售米粮应急。另一个省份有个很成功的电单车制造厂，却因为毗邻省份过度保护省内的厂商，苦于无法把电单车销售出去。

　　我一直以为共产制度等于完全的中央集权统治，中国的情况却并非如此。自古以来，历朝历代，地方政权总能在一定程度上自行诠释朝廷的敕令；离中央越远，独立自主权就越大。“山高皇帝远”这五个字，贴切地表达了一代代人在地方政府的欺压下，郁积已久的愤懑和怀疑心态。90年代我们雄心勃勃地到苏州市进行一项大工程，就对此有了深切的体会。

　　我有机会略窥中国政府运作的方式——叠床架屋，权力机关共有四层：中央、省级、市或县级、区。在理论上，中央颁布的书面指示，全国各地一律推行。然而实际上各级政府常常为了抢地盘，势如水火，你争我夺。每个部门都死保各自的权益，想方设法扩大权力范围。部门内部明争暗斗、勾心斗角的现象屡见不鲜。公共服务和政治任命之间没有区别。中国共产党的权威至高无上，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确保自己在党内占有一席之地。要飞黄腾达，或者下海从商，党籍是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

　　不过，中国领导人的素质还真是叫人钦佩。有了适当的训练，多接触自由市场经济，他们大可以同美国、西欧和日本的顶尖高级执行人员平起平坐。他们脑筋好、思维快、分析能力强。就算是闲聊，他们也委婉含蓄，引经据典，处处显露思路的清晰敏锐，只有听得懂华语才能完全领略个中的旨趣。

　　我早预料到在北京的领导人素质过人，只是没想到省级官员、党委书记、省长、市长和高级官员们也毫不逊色。中国大陆人才之众令人瞩目。能跻身最高层的人才，未必就比错过时机的人才高了一级。中国地广人众，要登上龙门还得靠点运气，尽管他们有一套谨慎透彻的遴选制度，着重能力和品格，不再像文化大革命那个灾难性年代一样，思想意识和革命热忱胜于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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