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在1992年2月南下巡视，媒体竞相报道。他在深圳说，希望广东在20年内赶上亚洲“四小龙”（香港、新加坡、韩国、台湾），不只经济要追赶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他希望中国在这些方面能够做得比这些国家和地区更好。惟有如此，才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补充说：“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要比他们管得更好。”在中国，邓小平一句话，好坏定于一尊。

　　我曾经于1978年在新加坡举行的国宴上告诉过邓小平，我们新加坡的华人是中国广东和福建等地南方人的后裔，祖先都是目不识丁、没有土地的农民；达官显宦、文人学士，则全留守中原开枝散叶。没什么事情是新加坡做得到而中国做不到，或没法子做得更好的。他当时一言不发。现在看到有关他要中国人民超越新加坡的谈话，我知道他早在14年前的那次晚宴上，就接下了我悄悄抛给他的这个挑战。

　　有了邓小平的首肯和鼓励，数以百计的代表团，大多是非官方人员，浩浩荡荡地从中国来到新加坡。他们带着录音机、摄像机和记录簿，要从我们的经验中学习。新加坡可是受到他们的最高领导人的认可的。他们把我们放在显微镜下观察，凡是觉得有吸引力，可以在中国各大城市里复制的特点，都详细加以研究。

　　中国领导人为了“社会歪风”而大伤脑筋。卖淫、色情文化、嗜毒、赌博以及各种犯罪活动，在经济特区大行其道。卫道之士对开放政策的好处质疑。邓小平的答复是，窗户打开了，引进了清新空气，苍蝇和蚊子也跟着飞了进来，不过总有办法对付它们的。

　　邓小平的演讲见报不久之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主任问起我们的驻北京大使，我们“如何维持道德标准和社会秩序”。更确切地说，他们想知道“新加坡在引进西方科技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可曾面临矛盾与冲突，应该如何在这个过程中维持社会稳定”。他们观察我们好几年了。这些年来，我们的基础设施、住房建设、整洁、秩序、绿化，以及稳定和谐的社会和彬彬有礼的人民，中国传媒无一不加以报道，并大为称道。

　　以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徐惟诚为首的代表团到新加坡来进行十天考察。其实“宣传部”副部长这个名称并不贴切，他应该算是意识形态部副部长才对。我们解释说，我们相信社会管制不能光靠纪律。人民要堂堂正正过日子，起码得有基本的生活条件，有合理的居住环境和社会设施。人民必须能遵守政府治国的基本原则，像奉公守法，履行公民义务，协助警方防范和调查罪案。

　　代表团回国后，把考察报告写成“参考消息”发表，供党干部参考。他们还把有关新加坡的资料出版成平装本，里头引述了徐惟诚对我的治国方针所做的这么一番结论：“把国家治理好需要经年累月不停的努力，而要改变人民落后的社会行为，一定程度的行政压力在最初阶段是有必要的，不过最重要的还是得从教育着手。”一年后，我在北京同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政治局委员李瑞环见面，他告诉我当年到新加坡进行考察访问，是他提出的建议。他过去担任天津市长时到新加坡访问过，觉得新加坡的模式值得好好研究。

　　他们也对我们的法律制度很感兴趣。中国排名第三的领导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乔石，负责处理一切必要的立法程序，为中国奠定法治基础。他曾在1993年7月到新加坡来参考我们的法律。他说中共中央领导人自1949年10月1日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就废除了原有的一切法律，改而以党的指示治国。党政策成了国法。要到邓小平推行开放政策之后，中国才认识到以法律管制商贸关系的重要性。乔石说，没有人愿意同一个混乱分裂的中国合作。中国要维持长期稳定，不能少了法治。我说，中国要在二三十年内建立法律制度不是问题，但是要让人民普遍接受法治，愿意奉公守法，就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到的。他回答说，不一定得人人都懂法。只要高层领导人身体力行，法治就能成功。这一番话，让人觉得他是一位对问题深思熟虑，处事认真的人。

　　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突破了过去千百年来的封闭心态，更愿意对世界开放，向世界学习。邓小平勇气十足，在党内、国内权尊势重，这使他足以公开承认中国为了追求革命式的乌托邦而浪费了那么多年的光阴。这是个令人振奋的阶段，思想开放，充满活力，从过去的疯狂口号和灾难性运动中彻底解放出来。是邓小平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为中国赶上世界的步伐跨出了第一步。

苏州工业园区的启动

　　1992年9月，我在副总理王鼎昌陪同下，到有“中国威尼斯”之称的苏州进行访问。当年的苏州处处是破旧景象，河水污秽混浊。但是我突发奇想，认为我们有办法把苏州重新发展成一个美丽的城市，并在毗邻地段开发一个工商业区。山庄别墅傍着湖光山色，窗外廊边，一派山明水秀，就像现存的一些经过修复的旧公馆，还隐约流露旧时代的豪门气派。

　　苏州市长章新胜在一天午餐后把我拉到一旁问我：“新加坡有500亿美元的储备吧。”我说：“谁告诉你的？”他读过世界银行的报告书，他说：“怎么不考虑把其中百分之十带到苏州来投资，让我们也像新加坡一样实行工业化？我担保给你特别待遇，确保新加坡的投资取得成功。”我说：“精明能干的市长总是很快就获得擢升。之后呢？”他沉默了一会儿后回答：“好，起初我的接班人可能给你添麻烦，不过久了他也就不得不沿着我制定的路线走。苏州人要的是他们在电视和报章上看到的新加坡，有工作、有住房、有个花园城市。”我回答说，“你没有权力为我们提供一片绿洲来发展一个小型新加坡。你还得有中央政府授权，才能做到。”

　　我当初没把这番话放在心上。那年12月，他到我的办公室来，说已经向邓小平办公室提出建议，大有机会可以付诸实行，请我拟定计划正式提交。章新胜同邓小平之子邓朴方来往密切。就这样，王鼎昌勾勒出苏州旧城修葺后，毗邻有个现代化工业园区的构想图。几个月后趁邓朴方到新加坡考察时，我让他看看修葺后的苏州城市连同毗邻的新工业园区的设计草图。他非常兴奋。也因为有他向父亲的办公室大力推荐，给这项计划推了一把。吴作栋总理那年4月到北京访问，就同李鹏总理和总书记江泽民对计划进行了讨论。

　　1993年5月，我在上海同副总理朱镕基会晤。较早时预先就苏州工业园区计划给他写过信。我说明拟议的合作方式：一份政府对政府的技术援助协议书，内容说明在苏州市一个约100平方公里的地段，转移我们在吸引外资、建设工业区方面的知识和经验（我们所谓的“软件”），并同时发展住房和商业中心。此外，新加坡财团和外商也会同苏州市政府合资开发苏州工业园区。整个开发工程可望在20多年内完成，只不过要使新加坡的处事方式适应中国的不同国情，也许会碰到一些困难。

　　朱镕基起初以为我这项建议不过又是个替投资商赚钱的主意。我说，许多代表团从中国到新加坡来考察，看到的却总是零星的片段，永远没法全面了解我们整个制度的运作方式，我就是针对这种现象才提出这项建议的。如果能让新加坡和中国的经理在同个岗位上一起合作，要转移我们的方法、制度、知识，就容易得多。朱镕基同意值得一试。他指出，苏州地处长江流域一带，同中国最大的国际中心上海（90公里以西）也相距不远。

　　四天后，我在北京同刚获擢升的副总理李岚清会面。他来自江苏省，出生地是离苏州不远的一个小镇。他对计划给予全力支持，理由是苏州人品质高，能很好地吸取和应用新加坡的经验。李岚清说，新中在文化、传统、语言方面相同，合作上占了优势。身为一名务实主义者，他要求工业园区计划必须符合经济效益，有合理的利润。他当年担任天津市副市长，就以“平等互利”为合作的基本原则。

　　1993年10月，北京分别派了国务院和江苏省两个代表团前来考察新加坡的制度。他们要先确保我们的制度中有适用于中国的运作方式，才肯同意接受“转移软件”的建议。

　　1994年2月，我同李岚清副总理在北京联合签署了苏州工业园区协议书，李鹏和吴作栋总理一起见证了签署仪式。我也见过江泽民，向他保证苏州工业园区的开发工作会很快展开，不过还需要至少十年才能达到较成熟的发展阶段。新加坡的裕廊工业区面积才不过60平方公里，却花了我们整整30年的时间来开发。

工业园区计划触了礁

　　苏州工业园区开发计划就在双方的热烈推动下启动了。但是工作没多久就触了礁。中央（北京）和市政府（苏州）的目标宗旨出现分歧。北京最高领导人都很清楚，苏州工业园区计划的本质，是为了转移新加坡在策划、建设、行政管理方面的知识和经验，联合开发一个集工、商、居于一体的综合性国际城镇，以吸引高素质的投资者。苏州市政府却为了保障狭隘的地方性利益偏离了正轨，同核心目标渐行渐远。我们要向他们展示新加坡的模式，怎么重视金融管制、蓝图总策划，为投资者提供持续不断的服务，这些是我们的软件。但是他们要的却是“硬件”，就是那些我们建得了的高楼大厦、公路、基础设施，以及通过我们在国际上的联系和信誉所能吸引到的巨额外资。他们没有集中精力学习怎么创造一个适合经商的环境，也没有选出最有希望的人才接受培训，准备接手。“硬件”带给苏州以及市政府官员的利益和功绩，都是立竿见影的。相反地，北京要的是“软件”，也就是采纳新加坡经商的模式和经验，以便把所获得的利益也转移到其他城市去。

　　基于此，苏州市政府并没有信守承诺，对苏州工业园区全力以赴，反而利用同新加坡的联系，发展由市政府自己开发的另一个工业区苏州新区，同时操纵土地和基础设施的价格，使新区比园区更具竞争力。值得庆幸的是，大规模跨国企业大多更看重新中的合作，不惜承担更高的土地成本，选择到园区投资。所以尽管困难重重，园区仍然取得显著进展，在三年内吸引了百多个投资项目，外资总额接近30亿美元，每个项目的平均投资额居中国全国之冠。

　　进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园区和新区之间的矛盾和竞争令外国投资者感到混淆，也扰乱了苏州市政府的视线，脱离了转移软件的初衷。事情到了1997年年中表面化，负责管理新区的苏州市副市长在汉堡对一群德国投资者说，江泽民并不支持工业园区，苏州新区欢迎他们来投资，他们不需要通过新加坡。他这么一说，我们一下子没了立足之地。我们为了同地方政府竞争，浪费了太多时间、精力和资源。

　　我在1997年12月向江泽民提出问题。他向我保证把苏州工业园区计划放在第一位，地方层次的一切问题都会获得解决。北京最高领导层的保证言之凿凿，苏州市政府却仍然一意孤行地推动新区计划同园区竞争。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已经是负债累累，不继续推展新区发展计划的话，财务困境就没法摆脱。经过了多次磋商后，双方终于在1999年6月达成协议，新加坡财团和苏州市政府将调整在现有的苏州工业园区联合开发计划下分别拥有的股权和管理责任。到2000年底为止，新方财团仍会是工业园区拥有最大管理权的大股东，集中完成工业园区首期8平方公里的开发工程；从2001年起，苏州市政府将接过大股东的责任，主管开发计划，以首期8平方公里为模范，继续开发原定的70平方公里的其他地段。

　　这次合作的经验是个很大的磨炼。我们都以为彼此凭着相同的语言文化，合作起来自然不会有太大的问题，所以双方都指望对方的处事作风会跟自己一样。遗憾的是，尽管语言上没有障碍，我们的经商文化却迥然不同。我们讲究法律和制度。他们听的是上头的指示，不一定明文规定，意思也总是因人而异。

　　苏州五年，让我们见识了中国一层层行政机关和易变的经商文化的错综复杂。我们如今对中国的制度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学会怎么绕道而行，回避各种路障，最终使中方把苏州工业园区计划继续进行下去，争取部分成功而不是彻底失败。

　　中国共产党如今面对一个最根本的挑战。共产主义在全球各个角落都遭到重挫，中国人民何尝不知道。惟一不败的是中国共产党。它解放了中国，统一了中国，让人民吃得饱穿得暖。撇开大跃进（1958年）和文化大革命（1966至1976年）不说，让中国人民深感自豪的是今天外国人再也不能像过去在租借地大搞治外法权那样，任意侵犯中国的主权。

　　中国的突飞猛进，我在1994年9月访问内陆河南省时有过深切的体会。当我抵达郑州机场时，一列旧式红旗轿车已在列队等候。我知道河南不比沿海地区繁荣，却没想到他们还在开红旗轿车，这种车子在沿海地区老早就被淘汰了。但是出乎我意料之外，他们把我和党书记李长春带到一辆崭新的600型马赛地轿车前。听到李长春和司机很熟识地彼此交谈，更是激起我的好奇心。后来有机会同司机独处，我问他当司机能挣多少钱。他回答说自己是名副其实的车主，可不是司机。李书记本来打算向他借车子接待我，他却决定亲自开车来跟我见见面。六年前他还只是一个工厂督工，后来经过邓小平的倡导，鼓励国家致富，他毅然下海从商，如今已是三家工厂的老板，雇有5000名员工，进行电子产品装配生产。连这辆马赛地在内，他共有三辆轿车。中国正在以无可逆转之势，瞬息万变。

　　1976年首次访华至今已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我亲眼见证了中国的改革进程。最叫我惊讶的还不在于外观上的沧海桑田，高楼大厦、高速公路、机场怎么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兴建落成，最根本的差别在于人民的态度与习惯不一样了，他们更能够畅所欲言。在七八十年代可能被冠以煽动叛乱罪名的著作，如今大量撰写出版。自由市场和先进的通讯，使社会更透明开放。中国的面貌在往后20年又将焕然一新。

　　这一代人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里接触新思想新知识。二三十年后，他们将改变中国的面貌。美国人最好不要先妄下定论。中国人拥有不同的文化和历史背景，是个完全不同的民族。为了追求先进科技和现代化的经济，同时维护中华民族的传统和价值观，好让历史延续下去，中国当会以自己的步伐进行变革。

　　中国有潜能在2050年实现目标，晋升为现代化的经济体。只要中国不偏离重教育、重经济的现有轨道，中国大可成为世界数一数二的贸易强国，在国际事务上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是中国未来50年内的一个发展前景：现代化、负责任、信心十足。

>>>>第34章：香港的回归
>>>>第35章：台湾何去何从
>>>>第36章：尾巴特长的中国龙
>>>>第37章：邓小平时代
>>>>第39章：天安门事件之后
>>>>第40章：走向富裕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