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9月，李光耀资政参加在总统府内阁会议室召开的内阁会议。

　　1998年，苏哈多被迫下台，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把政权移交给一位他认为没有足够能力继承他的副总统。每当我想起苏哈多那个时候的窘境，就不免要庆幸自己提前在1990年11月，仍然操控政治局势和蓬勃的经济发展的时候，卸下总理一职。

　　当时，我的身体还很硬朗，但是不毅然退位的话，恐怕就得以每况愈下的体力和敏锐程度不如既往的头脑，疲于应付后来发生的金融危机。相反地，我用过去九年的时间，从旁协助我的接班人吴作栋和他那由较年轻部长组成的班子，顺利地完全接管新加坡政府。吴总理留我在内阁里担任资政。少了日常决策的压力，我更能着眼于较宏观长远的课题，协助政府寻求更完善的解决方案。

　　因为对亚洲的发展情况有所认识，我从中得出这样的结论：要建立好政府，非有优秀人才不可。不论政治体制有多好，差劲的领袖仍会给人民带来伤害。相反地，我见过好些社会，尽管缺乏健全的政治体制，却管理得很妥善，正因为有优秀强悍的领袖当政。我也亲眼看着80多个前殖民地，虽有英国法国亲自为它们制定宪法，却多数以失败告终，原因不是宪制出了问题，而纯粹是由于建立民主政治体制的先决条件并不存在。这些国家无一拥有一个公民社会和受过教育的选民，人民也未曾具有接受在位者的权威的文化传统。这些民主传统要在群众中扎根，还得历经好几代人。在人民仍然以族群领袖为效忠对象的新兴国家里，诚实无私的领导人不可或缺，否则，就算宪法制度提供再多保障，国家终究要失败。就因为这些继承民主宪制的领袖强势不足，终于导致国家走上暴乱、政变和革命之路。

　　新加坡最关键的发展因素，在于部长能力高强，并拥有一群素质高的公务员做后盾。起用能力不强的人掌管一个部门，我就必须不懈地予以督促，协助检讨问题，扫除障碍，最后总还是达不到理想的目标。反之，只要选对了人，就犹如卸下了肩上的一副重担。把部门交托给能人掌管之后，我只需清楚阐明目标，指定完成目标的时限，对方自有办法如期完成任务。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小国，新加坡人才不算少，这是新加坡的福气，因为我们有幸吸引了许多青年才俊到新加坡来受教育，他们过后留下来工作、投资，为本土原有的人才增添实力。我们努力不懈地在海内外招募人才，以弥补受过良好教育者家庭成员不多的不足。这是新加坡能够保持卓越表现的原因。在这个过程中，最大的困难在于物色最优秀的人才作为政治领袖，接替我和年迈的部长。

　　60年代，我和同僚们着手发掘年轻人才，以便进行自我更新。我们无法在行动党支部的政治积极分子中找到理想人选，于是四处留意能干，可靠，冲劲十足，精明果断的人才。1968年的大选中，我们推举了好几位有博士学位的才俊之士，包括大学讲师、律师和医生等专业人士，甚至高级行政人员为候选人。1970年和1972年的补选中，又推举了好几位。但是我们很快就发现，除了能够掌握事实数据，写好一篇博士论文或当一名优秀的专业人员之外，他们还需具备一些其他的素质。领袖素质何止才干那么简单。一位人心所向的领袖，必须兼具无畏之勇，有毅力有决心，有献身的精神、崇高的品格和过人的才能，使人们愿意追随他。领袖必须是积极分子，具备敏锐的判断力，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物色接班人的任务随着每一届大选的举行益发显得迫切，因为我可以清楚地看到身边的同僚行动越来越迟缓，魄力冲劲都已大不如前。

韩瑞生一番话让我吃一惊

　　1974年某一天，当时的财政部长韩瑞生对我说，他希望我允许他在来届大选中退下来。他说，觉得自己老了。这番话让我吃一惊。他才60岁，怎么能让他走？他的工作谁来接替？那次午餐，就我们两个人，他所说的话给了我前所未有的震撼。他说，投资者一直深具信心，就因为对我们的部长有信心，尤其对我有信心。但是他们也看出他年事渐高，开始从旁观察，在他之外之后，谁会接班，然而却看不出哪位年轻的部长有潜力升任财政部长。他认为我还能干好多年，却觉得自己撑不了多久了。他遇过不少美国大企业的总裁，他们全得在65岁退休，但是在退休前好几年，他们就必须向董事局推荐至少一名候选人，让董事局选择作为接班人。我决意不在这方面棋差一着，在退下来之前，必定要把新加坡安然交托在可靠的人手中。

　　1988年，我决定这将是我最后一次以总理的身分领导党参加竞选。大选获胜后，我要年轻的部长们自己决定拥护谁来当总理。我告诉他们，当初我协助挑选他们进入国会，接着委任他们为部长，我要未来的总理接班人选获得同辈同僚们的支持。我看过邓小平指定接班人怎么失败，包括胡耀邦、赵紫阳，也没忘了由邱吉尔一手提拔的艾登怎么以失败告终。年轻的部长们最后决定推举吴作栋作为他们的领袖。

不是天生的政治家

　　吴作栋不是个天生的政治家。他身材高大，举动不够灵活，说英语难脱浓浓的福建口音。1976年刚当选议员的时候，他显得腼腆，不善于在公共场合讲话。

　　他能干，有抱负，有干劲，喜欢接近民众。我把他引进内阁后不久，劝他努力改善自己的英语会话水平。我们请来了一位英国妇女给他和几位年轻部长上课，指导他们说自然流利的英语。我自己有过学习华语和福建话的经验，知道要改变自小养成的语言习惯并不容易。我跟他分享了自己的学习经验，告诉他我怎么长年累月地利用工作之间的空档，通过补习老师，提高华语和福建话的流利程度。我那几位比较年长的语文老师给吴作栋介绍了华文教师，他专心致志，锲而不舍。下过一番苦功之后，吴作栋逐渐成为更有效的演说者。

　　1990年，跟吴作栋合作的内阁同僚包括王鼎昌、丹那巴南、陈庆炎、杨林丰、李玉全、贾古玛、胡赐道、黄根成、李显龙、姚照东、麦马德以及杨荣文。我把一群品格才干兼具并愿意献身社会的人才聚集在一起，再让他们同老部长合作几年，他们已经准备就绪。我在那年11月辞去总理的职务。

　　我担任总理31年了。继续连任，除了证明自己老当益壮，还能办事治国之外，丝毫没有意义。反之，如果能在退下来之后的有生之年协助接班人站稳岗位，继续争取成功，这将是我对新加坡的最后一项贡献。我不曾经受任何引退后的官瘾的困扰。吴作栋没要求搬进我在总统府附属楼宇中工作了整20年的旧办公室。那是20年前我搬离政府大厦后的办公室。他给自己选择了一间新的办公室，就在我的办公室上面。我继续通过参与内阁会议的讨论，以及同总理和其他部长举行的非正式会议，贡献自己的意见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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