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谈他的夫人

　　“共产党人一向很重视未来领导干部的伴侣，这一点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了解妻子对一个男人的可靠性和他对事业的献身精神，都能起很大的作用。我的政治秘书易润堂跟他的亲密女友来往，就遭到共产党人的反对。从政治角度来看，他们认为她不适合他。易润堂不理会他们的反对，结果，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他们把他开除出他们的细胞组织。共产党人的观察是对的，易润堂的女友并不支持他们的事业。

　　我很幸运。不论后果如何，我的妻子芝（柯玉芝），对于我的持续斗争，从来不质疑或有所犹豫。她说她对我的判断绝对有信心。对我而言，她是力量和慰藉的泉源。判断一个人，她有敏锐的直觉，我却是经过选择分析和推理之后才做决定的。凭“感觉”来下定论的她，具有一种不寻常的本领，可以通过一个人的笑容和友善的言语，感受对方的真正想法和立场。在评断谁不能信赖方面，她经常准确无比。

　　早在1962年我跟东姑会谈加入马来西亚的问题时，她就对我们是否能跟东姑、拉萨和其他的巫统和马华公会领袖合作有所保留。她对我说，他们不论在脾气、性格或社交习惯上都很不同，她不以为人民行动党的部长们能跟他们合得来。

　　我告诉她，我们不管怎样，都得同他们合作，这是客观的需要。要建立一个国家，我们必须合并，把基础扩大。短短三年内，1965年，事实证明她的眼光准确无误。我们跟他们格格不入，结果他们叫我们脱离马来西亚。”

　　李光耀谈他的孩子

李光耀的两个儿子显龙(左)和显扬(右)，都获得总统奖学金和武装部队海外奖学金到国外深造。女儿玮玲(中)也是1973年总统奖学金得主之一。

　　“他们三个，显龙、玮玲和显扬都在华校受教育。他们的学业成绩很相近，科学和数学成绩优异，华文中等，画画、歌唱、音乐和手工都不好。

　　我们老早就表明立场，他们也晓得必须靠自己争取成功。三人都获颁总统奖学金，这个奖项是颁给每年五到十个表现最佳的‘A’水准考生的。两个儿子也获得了新加坡武装部队奖学金。

　　我和芝从没鼓励他们念法律，我们让他们自己确定本身的强项和兴趣。显龙喜欢数学，打算在大学修读这一科，却相当肯定不要把它当做事业来发展。于是，他在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修读数学，花两年时间（一般需要三年）考获数学一等荣誉学位，之后还考到优等星级电脑科学专业文凭。

　　显龙一向对政府和国家大事深感兴趣。当他还是11岁的小学生时，他就陪着我在加入马来西亚之前的几个月到选区访问，争取人民的支持。1964年种族暴乱发生时，他已经12岁了，所以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惊慌和骚乱的情形。

　　显龙从5岁起就开始学马来文，在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之后，就开始学看爪威文，也就是以阿拉伯字母书写的马来文。为了练习，他看巫统出版的爪威文报章《马来前锋报》，这份报纸经常毫无根据地指责人民行动党和我是种族主义者。政治是他课外教育的一部分。

　　自剑桥求学时代开始，他已决定参与建设新加坡的决策过程，也愿意进入政坛。在数学荣誉学位考试后，三一学院的导师就力劝他重新考虑是否要回国为新加坡武装部队服务。

　　新加坡牛津与剑桥学会的会长把1974年最杰出新加坡学生奖颁给显龙时，曾提到三一学院的另一位导师所写的一封信，信中说显龙“比排第二名的一等考生取得多50%的A等分数”，而“在剑桥数学荣誉学位考试历史上，并不曾有过最特出学生和第二名考生的成绩有这样差距的记录”。后来，我在他的毕业礼上碰到这位导师，他告诉我显龙在1972年8月写了一封最理智、透彻和经过深思熟虑的信给他说，不论在数学方面有多好的表现，自己都不会往这个领域发展。

　　稍后，我要求这位导师把那封信的副本给我。内容如下：

　　“现在，让我说明我不要成为专业数学家的原因。不论以后做什么工作，我留在新加坡是绝对必要的。这不单是因为我的特别身分，如果‘人才外流’，将严重打击新加坡的士气，更重要的原因是，我属于新加坡，我也要留在新加坡……而且，对于世界变成什么样或者国家往什么方向发展，数学家所能做的实在有限。也许，像英国那么大的发达国家，有没有贡献没什么大不了，可是在新加坡，我觉得那是很重要的。当然，那不表示我需要从政，作为公共服务或武装部队的一个重要成员，已足以产生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可好可坏……我宁可选择办事而同时可能被别人咒骂，这总比只能咒骂他人而自己却无法办事来得好。”

　　当时显龙只不过20岁，却已经很清楚自己要做什么，也懂得自己应该履行哪一方面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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