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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2000)
1990年以后，新中关系大放异彩。我把它归纳为三个因素： 第一，新中有着共同利益。中国希望发展经济，因此它需要本地区的和平－－这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与新加坡有契合点。 第二，双方领导人通过频繁互访等等方式建立起了很好的友情。这不仅开启双方一些合作的构想，甚至能讨论敏感问题。 第三，新中有着共同的文化遗产。新加坡虽然是个多元社会，但我们拥有共同的东方文化背景，同时，新加坡华人与中国人之间也没有语言障碍。相同的语言，更能“谈心”。 经贸关系的成果是再显著不过了：1999年，中国是新加坡的第八大贸易伙伴，而新加坡则是中国的第七大贸易伙伴，贸易额达到95亿美元。投资也是迅猛增长，新加坡对中国的实际投资金额从1990年的9370万美元累计到1999年达148亿美元。 在中国工作或生活的新加坡人数目不少。在北京、上海、厦门、天津等大城市，都组织了新加坡人俱乐部。单在北京一地，登记的俱乐部会员就达685人。应该说，实际的人数比统计的更多。 苏州工业园区是两国之间最大的合作项目。首先，我觉得所谓“苏州工业园区项目是一个失败”的观点，并不完全正确。 在6年时间里，我们协助将一片8平方公里、有着不少鱼塘的农地变成了中国最好的、增长最快的工业园之一。现在苏州工业园区内有总金额43亿美元的157个投资项目，“财富500大”公司中，有29家在园区内投资。 任何参观苏州工业园区的人都会发现它与众不同的优势，而且它还将变得更好。如今园区里居住了9000人，我们预计到今年年底这一数字会达到1万5000人。这会使工业园区－－不论是住房或商业地区－－变得兴旺，从而又反过来使园区更具吸引力。 我们在那里留下了新加坡的印记。如果苏州工业园区是个失败，怎会有来自中国各地的一共12万名官员干部去参访呢？ 这个项目的主要目的是要它作为一个载体来移植新加坡的“软件”。新中双方的分歧在于：我们觉得当地官员的注意力被他们自己的工业园区即“新区”分散了， 对工业园区全面与迅速的发展有不良影响。我们向中方提出了这个问题，希望能使项目重返预定的轨道。 双方为这一点进行了深入的讨论——这很不容易。苏州市委书记梁宝华、市长陈德铭，以及许文远和新方小组的成员都做了很好的工作，我们也达成了一个友善的解决方案。去年双方在新加坡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从此，事情重新向着相当良好的方向发展。双方的“分歧”已是过去的事了。 苏州政府已经定下目标，要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开发公司争取三年内上市。我相信他们能够努力实现这一目标。 今年年底我们要进行股权比例对调，主要是因为苏州政府在谈判中认为这样有利他们动员资源来加速园区的发展。既然新方同意了，往后发展应该更加顺利。我们的股东决定继续合股三年，这表明他们对园区的前景还有信心。如果苏州方面能使园区开发公司盈利，股东们当然不会离开。 无论如何，我们已经告诉中方，只要中方觉得有意义，我们将继续在新加坡为中方培训管理人员。 我们目前已从苏州的经验中学到了如何同中国人打交道——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新加坡是一级制政府，而中国是五级。我们双方的商业文化也有相当差异。苏州的项目，特别是有关的谈判，使我们更深入地认识中国体制的运作方式。 新加坡人应该怎样看待这种经验呢？我个人感觉媒体太过于负面渲染了分歧问题。客观看待苏州工业园区，正如英国首相布莱尔对它的描述——“一个大胆的实验”，这就是说，园区是一段学习的经历。没有人说在中国赚钱是轻松的事。 李资政把园区看作是“部分成功”。要知道资政是个严苛的评分者。如果资政说我是个“部分成功”的人，我就非常高兴了。从资政取得一个“C”的评价可绝不是“容易的事”。最重要的是，新加坡人应该往前看，不要让这段经历遮住我们的双眼，以至看不到随着中国的继续开放和经济改革而出现的巨大商机。 最后，让我作一小段结语：我对新中关系的前景乐观。我相信我们与中国的关系在下一个十年将不断发展。 随着中国继续融入国际经济和政治体系，更多的机会将出现。新中贸易和投资将继续增长，政治领域的前景也不错。整个世界正变得更加相互依赖。明显的，本地区的国家都认识到相互合作的必要，这将提供各国在政治上更多的共同点。 迎接新中建交10周年的到来，吴作栋总理在今年4月访华期间与中方签署了新中双边合作的联合声明。这个联合声明将提供一个框架，在我们进入新的千年之际，进一步加强两国多层面和基础广泛的合作。 《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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