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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2000)
中国资深外交家张青1990年10月出使新加坡，成为首任大使，他在回顾中新建交十年时高度赞扬说，中新两国的友好关系成为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 虽然他在1993年离任，但这十年来，不过无论是在担任驻越南大使期间，还是退休后出任中新友好协会副会长，他仍默默为耕耘中新友谊而努力。 在中新建交十周年之际，张青大使接受本报越洋电话采访，高度评价了他出使新加坡期间中新两国空前友好的关系，新加坡建设经验对中国的影响，以及几件对他印象最深刻的事。 张青1990年到1993年出使新加坡期间，新中两国分别掀起了“中国热”和“新加坡热”，他至今仍高度评价这两“热”。 张青说：1990年10月中新两国正式建交，12月我奉命出使新加坡，出发之前，江泽民总书记对我说：“你去新加坡当首任大使，这是一桩美差事，你要努力干好！”到新后，受到黄金辉总统、吴作栋总理和李光耀资政等领导人的接见与关心。我在新加坡任职两年多，努力做的几件大事是： 一是协助两国高级领导互访，促进双边政治合作。两国建交后10天，李光耀先生就率领即将接任他总理职务的吴作栋先生等访问中国，我参予接待，他会见新上任的中国第三代领导人时，江泽民总书记高兴地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乐莫乐兮新相识”，两国新一代领袖首次相会，深切交谈，使中新友好关系迈进新阶段。 随后几年里，黄金辉总统和杨尚昆主席进行了首次互访，两国政府总理等领导人互访频繁。我记得，每年约有七、八十个副部级以上的 中国代表团访问新加坡，新方每年也有十多个政府代表团访问中国。 二是促进两国的经贸合作。在新加坡，我多次举办和参加两国经贸洽谈会；在中国，每年我利用回国休假机会走访四、五个省市，了解当地的发展情况和需要引进外资的项目。 回新后，我通过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向商界推介。九十年代初期，新加坡掀起了‘中国热’，而中国也兴起‘新加坡热’。两国贸易从90年达到28亿美元，增加到95年的69亿美元。在政府鼓励和支持下，新加坡掀起来华投资热潮。投资金额从95年的8亿多美元增92年的15亿美元，一年增长一倍，并超过建交前13年的投资总额。我还协助两国政府就开发苏州工业园区达成共识，与山东成立经贸合作理事会。 三是努力发展两国的文化交流。中新两国有相似的文化传统和共同语言，双方在文化、教育、卫生、体育、艺术等领域的交流也兴起热浪，每年约有二、三百个团组互访，使两国的文化交流十分广泛。 后来我被任命转任驻越南大使，1996年退休。现在，我担任中国－新加坡友好协会的副会长，仍希望为两国友谊做出努力。 二问：中国领导人在评价新中关系时，为什么称之为“大国与小国，不同制度国家交流的典范”？您是如何看待这个关系的？。 张青答：新加坡与中国，国土面积相差很大，人口数量相差更远，社会制度也不相同，这的确是不可改变的历史事实。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新加坡是认同行动党执政的资本主义国家，但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经贸合作、文化交流等全面发展，稳步前进。 我记得，新加坡总统黄金辉访问中国时，江泽民总书记表示，中国继续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追随西方的自由，人权政策。 国家主席杨尚昆对中新关系的评论说：中新建交虽然时间不长，但两国关系发展很快。事实证明，中新两国虽然社会制度不同，国家大小不同，但双方和平共处，友好相待，互利合作，快速发展，确实成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 三、问：通过你与中国各方面人士的接触，中国对那些新加坡经验紧感兴趣？采用了那些？ 张青答：根据我的见解，中国对新加坡经济快速发展、法律制度完备齐全、社会稳定繁荣很感兴趣。中国领导人多次表示新加坡这些成就值得借鉴，这对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起到一定效果。我举几个例子。 中国注重新加坡经济发展经验，1978年11月，邓小平访问新加坡，对新加坡50年的社会变化和经济发展高度赞赏，他特意走访了裕廊镇工业园区。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决定开发经济特区，开放14个沿海城市。中国政府特意聘请了刚退休的新加坡经济专家、前副总理吴庆瑞担任中国国务院的经济顾问，负责考察、咨询中国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 又如中新双方决定共同开发苏州工园区，这是两国政府的合作项目，一方面是双方合资发展经济；另一方面是借鉴裕廊镇工业区的经验，进行行政管理。 中国注意借鉴新加坡的社会管理，特别是新加坡的“居者有其屋”政策。近几年来，中国借鉴了新加坡组屋制度中的某些措施，结合本国实际情况，制定了现行的房改政策。 中国政府还重视新加坡的公务员制度和公积金制度。借鉴新方措施，经过多次研究，中国制定了公务员制度和公积金体制。这两项制度实施不久，有利有弊，目前正进一步改善。 中国更希望借鉴的是，新加坡完整的法律体系和反腐倡廉措施。中共中央派精神文明考察团到新加坡访问后，向党中央和政府做了详细汇报，他们认为有四个方面值得借鉴：一是要保持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政府各级官员必须廉洁奉公；二是为了使政府公务员生活富裕安定，必须提高工资，以俸养廉；三是要制定严密的规章制度，使官员无利可图，如发生贪污受贿，不论职位高低，一律惩处；四是借鉴新加坡的办法，应制定反贪污法，要成立专门的贪污调查机构。 这些年来，中国的反对和制裁贪污腐败的措施逐步加强，法规法制逐步完善。 《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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