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一事件发生之后，世界各地不同地方的华文新闻媒介，都对此“重量级”热门新闻事件进行评论。作者从中发现一些华文评论家对伊斯兰世界缺乏基本的兴趣，但又必须评论美国反恐战争的情况下，只好诉诸翻译英文材料，于是，以讹传讹或者闭门造车的言论频频出现。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的经济取得长足进展，举世称羡；但是社会种种怪现象也一一浮现，甚至达到泛滥的程度，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新闻界、出版界甚至学术界的浮夸作风以及新闻报道“八卦化”倾向，肆意信口开河，几乎成为风气。

　　例如近年在大陆出版的“报告文学”系列《知情者言》，号称“历史见证人留给后人的事件真相”，相当畅销。其内容和风格，就很有代表性，象征华文新闻界、出版界的一种信用危机。

　　以笔者手头的《知情者言》第七集为例，里面就有不少内容荒诞的所谓“事件真相”。置外人难以知情的中共党史和长征故事不论，任何对中国现代史有所了解的旅美读者，都不会相信该集《知情者言》编造的的故事“美籍华人文龙成了尼克松的‘高参’与朋友”。

胡编乱造恶习并不罕见

　　根据这一故事，文龙是个“年仅18岁便成了少校政治军官”的超级青年才俊，“因他是文天祥后裔而受到了蒋介石的器重。蒋介石先后三次召见文龙，每次都让专门的摄影师为他们拍照摄影”云云。

　　故事接着说：“1953年，当时还是美国副总统的尼克松访问台北。尼克松曾公开讲话，表示不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后来，文龙曾出任尼克松的政治外交顾问和尼克松总统竞选总部主席之职”等等。任何熟悉美国政治史的读者，都可以断定这是天方夜谭，这一“文天祥后裔文龙”故事纯属胡扯。

　　非常不幸，《知情者言》所代表的八卦文风并不罕见，也不限于中国大陆。台湾、香港都有不少这类作者。而华文华语媒体对九一一事件的报道，特别彰显了这种缺乏基本知识而胡编乱造的恶习。

　　胡扯恶习，源远流长。例如北美洲最畅销的《世界日报》，曾经刊出社论，公然说伊斯兰是“拜占廷帝国”的国教。社论作者显然不知道，该帝国的正式名称是（东）罗马帝国，而东罗马以“回教为国教”之说，现代希腊人听来固然是晴天霹雳，就是缅怀1453年奥斯曼军队攻拔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人以及泛突厥主义分子，也不以为然。

　　须知奥斯曼灭东罗马之后，夺取东正教最高政教活动中心的圣索菲亚大教堂，改为清真寺，成为泛突厥主义所津津乐道的划时代宗教史大事。如果东罗马以伊斯兰为国教，那么索菲亚大教堂改为清真寺，就是多此一举了。

　　九一一事件以后，在缺乏知识又必须评论美国反恐战争的情况下，不少论者只好诉诸翻译英文材料。于是以讹传讹或闭门造车的言论频频出现，从“北京同情塔利班”，“伊朗与塔利班友好”之类，直到“苏军在阿富汗留下针刺导弹”、“奥萨马利用阿富汗国家电视台”之类的天方夜谭，无一不是缺乏知识的恶果。

　　即以“阿富汗国家电视台”的笑话而论，完全无视塔利班1996年夺权之后即禁止电视广播的基本事实。只可惜英文媒体普遍拒绝翻译Al-Jazeerah一词，才有想当然的华文作者将《联合早报》早就正确译成“（阿拉伯）半岛”的阿拉伯文Al-Jazirah误为“阿富汗国家电视台”。

“信”和“达”须兼备

　　翻译英文材料，本来并无不可。自从汉孝武帝以来，《史记·太史公自序》所提到的“重译款塞”早成中夏文化传统。但是翻译至少必须做到“信”和“达”。“信”就是忠实于原作，“达”就是辞能达意。

　　邓小平发动改革开放到今20年，中国大陆能流利阅读英文的人口急速增加。由于业务关系，他们对华语华文世界的未来，具有很大的影响。他们要看华文评论、华人观点，而不是英译中的急就章，更不是“信”与“达”都成问题的“译作”。

　　这些通晓华英双语的读者，一旦觉察到tea and sympathy被误译成“寒喧”，或者build on（在现有基础之上，扩而充之）变成“建造”（build），他们对以英文材料为基础的华文评论，兴趣与信心自然减少。

　　Tea and sympathy是英文惯用语，出自罗伯特·安得生（Robert Anderson）1953年的同名剧本，意指对遭受苦恼、困难者的关怀和招待，绝对不是“寒喧”。

　　Build 和 build on两者之间的分别也很大：building on past experience（以过去经验为基础）的提法，无懈可击，但是 “building past experience（建造过去经验）”却是语病的症候。

　　这类误译现象在九一一事件之后，尤为突出。对海外的华文新闻事业，以及它们在中国大陆庞大市场的占有率而言，不能不说是一大隐忧。

　　翻译错误，如果是学力不足，还算情有可原；闭门造车，或者肆意弄虚做假，就是不负责任的行为了。2001年内，笔者在华文报刊上看过不少这类的言论和报道。

　　例如有评论家说“非常规武器”就是“精密的武器”，因此美国国务卿宣称只向台湾提供“常规武器”，就是表明神盾驱逐舰之类的“精密武器”不在提供之列云云。这类演绎法威力无穷，可以达到任何特定的结论，北京对台决策人如果受这样的报道误导，难免政策陷入困境。

　　还记得前一阵子，同一评论家宣称英文sect一词就是邪教，美国大报通用，所以北京称某某集团为邪教，美国大报亦然云云。该集团在一名仅有小学文化程度的旅美华人领导之下，居然能够构成对中国繁荣安定的威胁，这些不负责任的评论，难辞其咎。

信用危机

　　笔者之见，华语华文世界目前面对的主要危机有知识危机和信用危机两项。前者不难化解消除；后者涉及社会风气，与贪污腐败现象一样，极难解决。

　　如果说腐败现象可以“亡党亡国”，信用危机在文化层面上也可以导致类似的后果。有关决策者根据错误报道和评论作出不智决策导致的严重后果暂且不论，华文新闻界、出版界在这一信用危机下的生存空间减小，读者减少，前途日益黯淡，人们不能不引以为忧。

·作者在北美从事科研工作

《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