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保护主义的阴影

(2010-01-07)

　　● 索罗斯／方向盘

　　目前，世界经济所面对的各种不确定性，范围之广是罕见的。我们刚走出二战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能与此轮危机相提并论的，唯有于1991年破裂的日本房市泡沫（日本至今仍未走出阴霾），以及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不过，这次的危机波及的范围更广，性质也有所不同。

　　与日本的经验不同，这次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并不局限于一个国家。此外，它也与大萧条不同，金融体系在这次危机中得到人为的援助，而不是任其崩盘。

　　实际上，这次危机的严重性要比大萧条来得大。1929年，美国的总信贷余额为当时GDP的160％，这个数字于1932年上升到250％。2008年危机伊始，我们的信贷余额为GDP的365％，这个数字还没有将目前广泛使用，大萧条时期还没有的金融衍生产品考虑在内。

　　尽管如此，对金融体系的人为援助还是取得了成效。在雷曼兄弟破产后一年，金融市场就回稳，股市也开始回升，经济也展现出复苏的迹象。人们想要回到一切如常的日子，把2008年的危机当成一场噩梦。

经济可能再次急转直下

　　不幸的是，复苏可能会缺乏持久动力，经济甚至还可能再次急转直下，虽然我还不确定这种情况是会在2010年还是2011年发生。

　　我的看法没什么独到之处，却和当前人们的情绪背道而驰。经济回升的时间越久，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相信经济会继续回升。但依我看，这只是典型的理解滞后于现实的情况而已。

　　这种理解的滞后性从两个方向同时发力，于是事情就更加复杂了。多数人还没有意识到，这次危机的性质和以往的危机是不同的——我们处在一个时代的终点。其他的人，包括我自己，却未能预估到这次反弹的程度。

　　总的来讲，国际金融监管当局处理这次危机的方法，和处理以往危机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通过货币及财政刺激方案，向岌岌可危的机构伸出援手。但这次的危机更大，相同的策略并不能奏效。雷曼兄弟的失救成为一个改变游戏的转捩点：金融市场事实上陷入了瘫痪。

　　这意味着政府必须有效地确保其他可以危及整个体系的金融机构不能破产。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危机蔓延至世界经济的外缘，因为身处外缘的国家无法提供像美国那样可靠的保障。

　　东欧是受创最大的地区。受灾中心的国家利用其央行的强大资产负债表，向金融体系注资，以担保商业银行的债务。与此同时，政府使用赤字融资的方式刺激经济，规模之大，也是史无前例的。

　　但是，日益坚定地认为全球金融体系已经九死一生地避免了崩溃，我们也开始慢慢回到以往的日子的看法，却是对当前状况的严重误解。跌得粉碎的东西是无法修复的。

　　始于上世纪80年代的金融市场全球化，让金融资本能够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使征税和管制变得很困难。这使金融资本处于一种优势地位：各国政府必须更加关注国际资本所提出的要求，而不是本国人民的愿望。单一政府很难与这种国际资本的要求抗衡。

国家主权妨碍国际监管

　　然而，所出现的国际金融体系从根本上而言是不稳定的，因为它是建立在金融市场能够自行有效地运作的这个不可靠的前提上。这也就是为什么国际金融体系会崩溃，以及崩溃后难以复原的原因。

　　国际化的市场需要国际化的监管，但是目前的监管是以国家主权为基础的。我们有一些国际协定，比如巴塞尔最低资本要求协定；市场监管当局也有很好的合作。但是，这些监管权都是主权国家赋予的。

　　这意味着，重启我们沿用的金融监管机制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创造一种从来不存在的新监管机制。就目前的状况而言，每个国家的金融体系都是由该国政府维系和支撑的。但是，各国政府首先顾及的必然是本国的经济。这带来了可以破坏甚至毁灭国际金融市场的所谓“金融保护主义”。英国监管当局再也不会依赖冰岛当局，东欧国家也不会愿意继续依赖外国拥有的银行。

　　所以，监管范围必须国际化。否则，全球金融体系将毁灭于监管套利。商业活动就会转移到监管最宽松的国家去，让其他国家面对他们无法承担的风险。

　　全球化是成功的，因为它迫使各国除去管制。但是，这个逻辑反过来则不成立。要让各国服从统一的监管制度很难。不同国家的利益点不同，在处理问题的时候采取的解决方案也不同。

　　这种情形在欧洲就可以看到：欧盟各成员国无法在实行统一的金融规则方面达成协议。我们又怎么能期待世界取得共识呢？

　　上世纪30年代，贸易保护主义加剧了当时的危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金融保护主义的抬头将构成更大的危险。

作者George Soros是索罗斯基金管理及开放社会研究所主席。

英文原题：Our Double-Dip Future

版权所有: Project Syndicate，2009.

《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