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涌：美国是否应该宣布破产？

(2011-06-09)

　　美国财政赤字堆积如山，一直靠借债度日。但是，借债的额度是有法律上限的。目前的联邦债务上限是14.3万亿美元。这个债务极限，在5月16日已经达到。财长盖特纳警告说，政府可以通过若干机动性财政措施维持。但是，到8月2日将无钱可支。国会如果不授权提高债务的上限，使政府继续借钱的话，联邦政府将破产。

　　破产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美国政府将无法支付其承诺的许多义务。比如，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如果美国破产，许多债就可能无法偿还，甚至可能连支付利息的能力也没有。

　　美国政府之所以一直能以非常低的利率借到钱，就是因为保持着良好的财政信用。如果在借钱的问题上耍一次赖，日后即使还有肯借钱给美国的，也会要求非常高的“风险利率”。这样，美国贷款利率就会暴涨。仍然十分脆弱的经济恢复，无论如何经受不了这样的重击。当然，美国政府或可选择其他办法。比如，按法律应该支付给退休人员的“社会安全”的支票，被迫终止支付。可是这样一来，许多美国退休人员将丧失生活来源，陷入赤贫。这当然也会打击消费，颠覆刚刚开始的经济恢复。

不通过提高债务议案只是作秀

　　许多分析家认为，这一投票不过是两党政治中的行为艺术，不可太认真。这个议案是共和党坚持要拿出来表决，然后亲手否决。事实上，没有一个共和党人投支持票。民主党则根本不愿意提这件事。更有意思的是，共和党领袖选择了在当天股市收盘后投票，并且在几天前特别召见华尔街的总裁们，告诉他们这一投票不过是向奥巴马示威，不会真把美国搞得破产。华尔街的人不会忘记，2008年9月众议院以二比一比例的压倒优势否决了救市案（TARP）。当时电视实况转播时屏幕一分为二，一边是众议院投票的景象，一边是华尔街的股市。结果，当天股市猛跌777点，创造了单日下跌的记录。这次投票，因为提前打了招呼，股市没有跟着发疯。第二天道琼斯指数下跌将近280点，主要是因为就业数据，而非债务危机。

　　两党都知道，不提高负债极限的代价是承受不起的。但是，两党都希望利用这一末日景象在政治上逼宫得分。共和党提出：要增加负债极限可以，但必须有条件：奥巴马政府必须同意大幅度削减预算。只有削减政府预算，才有可能最终平衡预算。否则，钱一不够花就提高负债极限、去借更多的钱，那么什么时候才是头？负债极限这样的法律制度岂不成了儿戏？民主党方面也很硬：按照共和党的计划，医疗、社会安全等基本的福利都要削减，弱势阶层更加无依无靠。必须通过在富人头上加税来逐步平衡预算，恰恰是共和党拒绝增税。双方都各占一头理，互相恐吓，希望对方眨眼让步。

　　民主本来就是个让步妥协的艺术，两党已经玩得精熟。所以，多数人还是不把这场危机当真。当年的救市案，被否决后大家经过妥协磋商，不是马上又通过了吗？但是，美国走到无钱可花、无钱能借的地步，还是历史上第一次。万一哪一方都不肯让步，就可能在证券市场引起恐慌。如今欧洲的债务危机还未化解，美国再出现债务危机，谁能承受得起？

　　这样的担心，并非全无道理。第一，共和党众议员中这次打先锋的，多是些去年中期选举刚选上的“新鲜人”。他们缺乏治理经验，去年的当选，主要是借助选民讨厌债务、反主流的情绪。这种反主流倾向，使许多获得本党支持的共和党候选人在预选中就被“半路杀出的程咬金”给砍倒。结果，这些新鲜人中有不少是在选举中不受本党支持的非主流派。他们当选后自然不那么愿意听从党内大老们的吩咐。这将影响共和党领袖和奥巴马达成协议的能力。

　　第二，有些共和党议员，这次并不是上演行为艺术，而是真诚地相信让国家破产、让联邦政府无法履行承诺，对美国是一件好事。他们心里有一种不能公开讲的看法：选民被惯坏了，只有让他们尝尝破产的滋味，他们才会恢复理性。

如何顺应自相矛盾的民意？　

　　为什么这么说？我们不妨看看选民的态度。根据CNN在4月29日到5月1日期间的民调，60%左右的选民反对提高债务极限。也就是说，他们不愿意没完没了地靠借债度日了。既然如此，他们理应愿意勒紧裤腰带、节衣缩食地过日子了。可惜，根据CNN在3月11至13日期间的民调，仅有14%的选民支持削减医疗费用。换句话说，美国人现在既不希望借钱，也不愿意削减目前所享受的、靠借钱来维持的福利。

　　民主制度要求政治家的行为顺应民意。但是，如果民意本身自相矛盾，甚至完全非理性，政治应该如何运作呢？

　　保守派评论家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最近在《纽约时报》的专栏中耐人寻味地指出：现在大家把民主奉为神圣的信条，殊不知建国之父很少谈民主，他们是以共和的原则来建构国家。民主与共和的一大区别在于：民主相信多数人；共和则对人性高度不信任，要设计一套制度来抑制变幻不定的人性所可能带来的破坏力，所以才有最高法院大法官这种非民选的终身职位。这次的债务危机，也颇能说明这一点。

　　制定债务限额时，大家都知道超出这一限额，会让国家背上过重的债务负担，会让下一代、甚至还没有出生的一代为自己埋单。但是，人性很容易被贪婪所征服，会买自己明明买不起的房子，挥霍无度，最终借债上瘾。对这样的人，是应该按照法律让他尝尝没有钱花的滋味，还是修改法律让他继续借钱，、甚至借明明还不起的钱？所以，这派共和党人的态度是：你既然过不下去了，可以预支点钱。但是，你必须有切实可行的计划节衣缩食，证明目前过高的债务只是非常性的措施。

　　民主党参议员芭芭拉·鲍克瑟（Barbara Boxer）等人在众议院投票后，愤怒地指责共和党不负责任，并要求一旦联邦政府无钱可花、无钱能借时，首先要停发议员和总统的工资。既然是政治家们把大家带到这一步，理应政治家首先承担后果。

　　其实，这种逻辑，和某些共和党人私下的主张并不矛盾。他们认为，一旦联邦破产，就用既有联邦财政收入优先偿还外国债务，保证政府借贷的财政信誉。联邦政府赖账的对象，首先是美国人自己。美国是被美国人搞破产的，不能让外国人承担责任。考察一下西方的历史，自中世纪意大利城市国家的金融市场诞生时开始，这种保护外国投资利益的原则就相当清楚。当时佛罗伦萨的大银行破产后，城市政府马上接手，清理变卖银行的资产，所得的款项首先用来偿还外国投资人的钱。目前美国关键是要保持自己的财政信用。但是，当自己乱花钱以致破产时，挨两天饿难道不是应得的教训吗？

　　问题是，有这种想法的议员，是老百姓选上来的。他们要真敢对老百姓说“你活该”，马上就会被选下去。奥巴马面对这种局面，也并非无牌可打。他完全可以在破产的情况下优先偿还外债，停掉自己和议员的工资，停掉给退休人员邮寄社会安全的支票，停掉许多关键性的福利，并说这一切都是共和党不肯提高债务上限所致。愤怒的选民，自然马上会涌向投票箱。可见，共和党的风险非常大。

　　奥巴马有治国的责任，共和党不愿授人以柄。所以，双方最终会竭尽全力达成妥协，虽然这个过程本身充满了风险。

　　作者是美国波士顿萨福克（Suffolk）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