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昭根：美欧为何再次风雨飘摇？

(2011-08-19)

　　● 储昭根

财经透视

　　8月5日，全球三大评级机构之一的标准普尔宣布，下调美国国债信用评级，从AAA评级下调至AA+，同时决定把美国信用前景维持在“负面”。这是自1917年评级机构诞生以来，美国国债信用等级首次被调降。纽约、伦敦、巴黎、法兰克福等股市无一不出现暴跌，黑色阴影弥漫全球。

　　其实，美国经济自2007年开始陷入衰退，在次贷危机及随后引爆的全球金融海啸的打击下，2008年探底，到2009年中期曾出现小幅复苏，但至今一直乏力。与此同时，欧洲方面，希腊、意大利、葡萄牙、冰岛、爱尔兰等多个国家已沦为“高负债国家集团”，负债额已超过GDP（国内生产总值）。继希腊、爱尔兰及葡萄牙被迫向欧盟和IMF寻求援助之后，意大利、西班牙也已接近爆发主权债务危机边缘。从欧债危机到美国信用降级，政府债务正成为影响全球金融稳定的一大隐患，让人担忧全球二次衰退可能再次发生。

　　除此之外，各种社会危机也若隐若现。挪威枪击事件和英国骚乱，再次证实了自911恐怖袭击事件以来，西方社会内部已是持续紧张——从频发的个人恐怖主义事件，到工潮的此起彼伏，再到日益紧张的族群冲突及欲断难休的反恐战争，这一切均印证了本人先前的预言——世界进入新一轮动荡期。

　　更让人焦虑的是，面对愈演愈烈的危机，西方政治家手中已经没有多少牌可出——削减赤字必然会损害经济增长，而增加债务又是寅吃卯粮，加大金融危机与通货膨胀的风险，美欧似乎已经无力打破这个“恶性怪圈”。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保罗·罗默（Paul Romer）甚至预测这段可以用“大窘迫”（Great Distress）来形容的“阵痛期”将持续5至10年。《美国思想家》杂志8月10日更是称，世界似乎正进入一个危机如潮涌的十年，也许战争才可能是最终解决危机的选项。美欧，有着成熟的自由、民主制度，且是世界最富裕的地区上空，竟一直笼罩着危机、动荡与彷徨，重重危机似乎让美欧再次陷入了风雨飘摇之中。我们需要追究的是，美欧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没有为全球化做好规划

　　笔者认为，美欧的问题出在美欧设计全球化和自由化时的路径发生偏差。当前，西方内部的失业、移民问题、族群冲突与恐怖主义等问题，基本上都与全球化有关。自1991年苏联解体以来，原来分割的两个世界统一于全球性市场，全球化呈现前所未有的加速趋势。西方世界也从这一波全球化得到巨额“红利”。发达国家由于具有资本和技术优势，其资本在经济全球化回报率增大，并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和技术转移，将低端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目前已经成功地将传统工业和一般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而服务业和信息产业已占本国经济的80%左右。美国近年来经济形态更是已虚拟化。由于实体产业已经移出，45%的实物产品靠进口，不得不长期维持贸易逆差。

　　问题也就出在这里，由于产业转移过快，让美欧民众近年饱受失业之苦。发展中国家由于获得外来直接投资和新技术，再加上具有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优势，则呈现出加速增长态势。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除了加剧与西方竞争，并没有如西方想象那样，市场随即扩大与对西方服务需求的猛增，生产的产品更多地回到了西方市场。由于这一过程中，受益最多的是发展中国家政府与少数人，全球化在发展中国家是表面上GDP增长，伴随的是资源、环境与风气的恶化，以及随之而来的人才与财富的外流至西方社会。这反过来影响西方社会内部的就业、族群等矛盾，更大的后果则是导致世界失败国家急剧增加，进一步加剧全球的不稳定性。

　　伴随着全球化加速的是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新自由主义把经济竞争推向极端，主张市场原教旨主义，适者生存、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推行放松控制、私有化、自由化的经济政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吸取30年代资本主义大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认识到富人应该向穷人让步，做一定的阶级妥协，这样才能使社会安定，于是建立社会市场经济，提出大众福利的口号，建设社会福利国家。但自苏联东欧崩溃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妥协局面消失了，现在反过来反攻倒算——削减社会福利、打击工会，整个向右转。这样的结果是即使在当前重重危机下，社会顶层的极少数超级富豪贵族的财富身家仍“逆市飞涨”。

　　据美国联储局的统计：自从1980年代以来，美国和经合组织（OECD）其他主要发达国家的GDP和国民收入中，劳工份额出现持续下降，相对便是资本利益和企业利润部分的增长。哈佛大学英裔经济史专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统计：从2001到2006短短5年中，美国GDP中的企业利润部分从7%急增到12%。西方社会乃至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如果贫富持续分化下去，恐怕被欧洲著名的自由主义学者拉尔夫·达伦多夫（Ralf G. Dahrendorf）的预言不幸言中：“21世纪是一个极权主义的世纪”！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主席、小布什政府国务院政策计划室主任理查德·哈斯（Richard N. Haass）在上世纪末便在其专著中指出：冷战后的世界暂时处于“失规制”的时代。可惜的是，美欧在全球化过程中，没有变资金、技术输出为文明输出——通过本国的立法，保障海外投资企业中的工人工资、劳动保障等权利，以扩大发展中国家的中产，同时放慢国内企业外移与减缓失业；也没有通过对全球化过程中积聚的巨额财富征收适当的税收，以保障底层民众的福利，及弥补国家海外保障与和平行动的支出。

　　一句话，美欧在全球规制的滞后，最终导致了美欧的重重危机。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英国的骚乱决不是根源于英国知名历史作家马克斯·黑斯廷斯（Max Hastings）所称：“多年来的教条自由主义培养了这批不明是非、没有文化、为福利所供养、以残暴为时尚的年轻一代”。恰恰相反，在世界范围内包括美欧，仍然是普通民众的权利的不足与缺失。还应该看到，美欧的重重危机乃至某种程度的风雨飘摇，也决不是其基本制度——自由与民主出了问题，需下更大决心、更进一步做的是，依靠立法，将财富与权力同时关进笼子！

作者是中国国际问题学者

《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