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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过度干预会适得其反
政府过度干预会适得其反
(2008-12-04)
● 庞中英(北京)
面对金融危机,政府干预经济成为焦点。许多人把稳定金融市场和防止经济危机的希望寄托在政府干预身上。难道政府的强力介入真的能挽救颓势的经济?
美国的民主党传统上搞“大政府”,强调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金融危机表明“市场失效”(market failure),奥巴马政府顾不了美国财政赤字进一步升高的风险,而更加强调政府开支对经济起死回生的重要性。
从美国开始,几乎所有国家都在强力地采取措施干预市场和刺激经济。
要避免矫枉过正
不仅如此,国家之间的集团化也更加明显,新的国家力量组合和国家之间(国际)安排也在同时进行。比如,二十国集团(G20)关于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的高峰会议在华盛顿开会前后,世界舆论和学者关于用G20取代现存“八国集团”(G8)的呼声很显著。许多人认为,G20的召开,标志着G8的实际终结。更有甚者,据报,德国外交部想在G20和G8之间找到中间方案,即“十六国集团”(G16),少了几个国家。在东亚,本来就存在10+3和10+6(东亚峰会)。今年,华盛顿一位重量级的智库经济学家提出美国和中国的“两国集团”(G2),一时引起热议。中国和美国以及其他大国能否合作稳定世界经济局势?
国家“集团化”是一个老的国际关系现象。如今在全球金融和经济动荡的情况下,似乎“集团化”获得了新的动力。这样,对付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主要手段,变成了重新强调国家和国家联合的作用。
在市场危机之下,人们再次想回归到传统的国家干预主义。有病乱投医,这是十分自然的反应。但如果思考不慎,矫枉过正,将一定适得其反,危机非但没有缓解,可能带来新的问题。
市场被当作“硬道理”在世界风行了30多年。在西方,代表这一历史运动的是以市场为中心的“新自由主义”。而在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后探索市场的作用,最终也与西方的主流的“新自由主义”勉强接轨。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的经济模式是“新自由主义”的一个特殊变种。不过,中国政府的作用非但没有因为“市场经济”的确立而减少,反而因为行政化和官僚化的膨胀而一直在扩大。
到底如何评价国家(政府)力量重新强化其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
截至目前为止,人类治理政治、经济和社会时,无非在使用“市场”和“国家”两个手段。有的时候,“市场”压倒一切,有的时候,“国家”在经济和社会事务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
20世纪,人类目睹了国家的作用空前加强及其带来的恶果。1945年前的法西斯经济体系,德国、日本都是高度国家化和军事化的经济;70年的“苏联模式”,以及其变种,使国家的作用登峰造极,发挥到极致;西方的国家干预的理论和实践,从政府大举推动公共工程的“新政”到普遍的“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从具有社会主义因素和内容的“福利国家”到“社会市场经济”,花样很多。
美国救市计划是临时措施
但是,20世纪的一个基本教训是,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如果超出一个合理和合适的限度,其正面、积极作用往往淹没在其负面、消极作用中,比如权力滥用和政治腐败、公民权利削弱、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程度降低。国家化的法西斯经济,是惨烈的世界大战的物质基础,差点把人类文明带到毁灭的边缘;苏联的国家权力无孔不入,是导致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之一。苏联解体是因为它走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反面,非但没有成为“自由人的联合体”,反而践踏了起码的公民自由,在俄罗斯缺少民主传统的背景下,重新建造了“各民族的牢狱”。
当社会因为国家的作用过于强大而停滞,甚至出现严重的社会不公、社会不满以及社会危机时,人们再次不得不求助于市场。30年前,邓小平发动的伟大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可看作是在文革后国家的权力登峰造极后试图引进市场进行矫正的大实验。
今天,借助金融危机,国家作用快速回归,有人为此欢呼,甚至还调侃说,资本主义的美国也搞社会主义。如果真的是这样,这可能是忘却了20世纪沉痛的历史。忘记历史不仅是背叛,而且是错误。
美国总统布什多次为自由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辩护,认为金融危机还不是自由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终结。但在世界其他地方,因为过去三十年的“美国模式”,或者确切说“新自由主义”,随着危机更加走向破产。政绩贫乏、人气低落的布什,在危机中的讲话即使包括某些真理,也没有多少人听得进去。
但是,说句公允的话,至少就美国的情况,布什是对的。尽管规模和来势空前,但美国的“救市”计划是临时和短期的措施。很明显的是,奥巴马也不是要实现美国的经济制度更替。在美国,无论如何,社会主义的土壤贫瘠,总是敌不过土壤肥沃的资本主义。
危机之下,如果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阶段,可能并非世界之福。目前国家单独地或者合作地(集团化)大动作和大规模介入金融和经济活动,应该被当作是迫切的、必要的、一段时期内的措施,但是如果把紧急性的措施固定化和长期化,甚至违反了经济发展的规律,将可能给世界带来新的灾难。
作者是北京国际关系学者
《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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