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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新加坡历史文化书籍 发现法国人与莱佛士的关系
出版新加坡历史文化书籍 发现法国人与莱佛士的关系
沈越 (2011-09-19)
爱读书的法国人米乐(Didier Millet)在青年时期就投身于书籍生意,后来干脆开设了自己的出版社Editions Didier Millet(简称EDM)。他在21年前进军新加坡时,发现这里的英文出版业衰落,嗅到了商机;今天,EDM已成为本地出版最多有关新加坡历史文化英文书籍的出版社。
而在追溯新加坡过去的同时,米乐也掀开了一段与自己身份相关的历史。
市区中心直落亚逸街与文达街交接处有一家传统咖啡店,即使是让人想打瞌睡的午后时分,依然是人潮熙攘好不热闹。沿着狭隘的楼梯攀上这座米色三层楼高老建筑物的顶层,城市的喧嚣渐渐越行越远,当最后一缕咖啡香飘逝后,人已置身于典雅恬静的书海中。
过去十年来,法国人米乐(Didier Millet)就是这样挨近着墙壁爬着楼梯,回到他一手创办的天地——本地出版最多有关新加坡历史文化英文书籍的Editions Didier Millet出版社(简称EDM)。
| | 米乐出版过的书籍,还包括今天上市的前总统纳丹回忆录。最左边的那本《新加坡图片史》是本地历史常青书,至今已卖出5万5000多册,重印过12次。(摄影/谢智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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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世纪70年代从法国顶尖学府巴黎政治大学(Sciences Po)毕业,在法属波里尼西亚群岛中最大的岛屿大溪地(Tahiti)履行完法国强制性的国民服役(1996年废除)后,爱读书的米乐就投身于书籍生意,成为了卖书人,最后干脆开设了自己的出版社。
不要成为办公大楼里的出版社
EDM在本地拥有21年历史,发展至今雇员已有22人,其中17人是新加坡人。出版社在曼谷、吉隆坡及巴黎开设小型办事处,拓展其国际和区域的版图。
与米乐共用一间办公室的一名员工时常唠叨他,EDM规模不小,是搬迁到有电梯的现代化办公楼的时候了。但是,对于这间陈旧的店屋办公室,米乐却显得十分执著。
或许是法国人注重生活细节的个性作祟,创办出版社以来,米乐每次都在本地很有性格的建筑物里“筑巢”,店屋办公室是他在本地的第四个办公室。按照他的话来说:“我们不要成为办公大楼里的出版社,对,连门都没有。”
话音刚落,远处传来一阵清脆钟声。是同一条街上的纳歌德卡殿(Nagore Durgha Shrine)、天福宫、阿尔阿布拉回教堂(Masjid Al-Abrar),还是卫理公会直落亚逸礼拜堂的钟声?
年过花甲的米乐望着办公室阳台上那一盆盆茂盛的绿叶,简单地说:“我就是喜欢这里的感觉。”
过去五年岛国发展神速
不只工作空间如此,对于自己出版的书籍,米乐也有着同样的执著。
城市发展步伐太快,让米乐这个旁观者有时有点无所适从。过去25年来穿梭于新加坡、巴黎、吉隆坡、曼谷等地的他,每隔几个月就会回到新加坡。
“这里的发展神速,特别是过去五年来的通货膨胀和发展速度非常可怕,对我来说有一点过头。如今,就连植物园这片净土的周围也架起了吊车起重机,那些我所熟悉的景象正在逐渐消失。其实这整个区域都在蜕变,20年前的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到处还有大树,现在已是一个摩登的城市。这是我在欧洲时从没感受过的发展和改变。”
各式各样的历史文化书籍和摄影集
对旧事物的缅怀或许是米乐喜欢出版历史书籍的原因。翻开EDM的出版目录,各式各样包装精美的历史文化书籍和摄影集,让人看了眼花缭乱。
其中,有记载早期移民血泪史的《海外华人百科全书》和《海外印度人百科全书》;记录本地新闻史的《1959-2009:新加坡编年史——50年的头条新闻》;描述历史政治人物生平的《吴庆瑞传略》和《王鼎昌:计划师,政治家,总统》,以及利用老照片说故事的《新加坡图片史:1819-2000年》和《莱佛士酒店》等,每一章每一页都记录了早期新加坡的面貌和人物。
这些历史参考书当中,最成功的莫过于葛月赞(Gretchen Liu)在2000年撰写的《新加坡图片史》,至今已卖出5万5000多册,重印过12次。
除了新加坡历史书,EDM也出版了不少相关区域历史的书籍,如《马来西亚图片史:1400-2004年》和《印度尼西亚:第一个50年》等。
米乐说,创立EDM至今,他只出版过两种书籍。“一种是受人委托的商业书,为的当然是一纸支票。另一种则是我们独创的项目,利用过去的资料和照片记录历史、生活和文化,创造出有内涵的参考书。”
从商业角度来看,图文并茂的区域历史书籍有它们的价值。米乐在21年前进军新加坡时,发现这里的英文出版业衰落,只有几家英国公司在出版一些课本和旅游指南,因此嗅到了商机。
英国籍总经理:买家多是新加坡人
帮助米乐打理EDM生意20年的英国籍总经理奥温(Charles Orwin)表示,在本地定居了26年,注意到的一点就是,新加坡人其实对本土历史很感兴趣,想知道更多。
虽然EDM的书籍一部分销到欧美国家,但绝大部分买家依然是新加坡人。
从爱书人的角度来看,历史书也是寻根溯源,保存新加坡身份以及让外人更了解她的途径。总经理奥温就说:“历史书捕捉到新加坡在发展过程中不同的变迁,人民和社会习惯的变化,对以后的新加坡人来说深具意义。”
本地一些街道以法国名人名字命名
而至今保持每个月阅读五六本历史和文学书的米乐,透露自己在追溯新加坡过去的同时,也掀开了一段与自己息息相关的历史:法国人到底是什么时候登陆新加坡?
米乐说:“新加坡人对莱佛士的油画肖像应该不陌生,但你可能并不知道画肖像的那两名画师其实是法国人。”
1819年莱佛士登陆新加坡后,零星的法国人就开始陆续抵达这里,其中包括传教士和画师。很多法国人也是在前往印度支那的遥远路途中,在新加坡这个海港作短暂停留。
到了20世纪,新加坡与法国的接触就更频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英国殖民地为了纪念法国军人与英国军人并肩作战对抗德国,就以法国知名将军和政治家的名字来命名一些本地道路。
譬如,劳明达街一带的福士路(Foch Road),是以法国陆军统帅福煦(Ferdinand Foch)的名字命名;总统府及福康宁山附近的克里门梭道(Clemenceau Avenue),则是纪念在一次世界大战时,以76岁高龄担任法国总理,人称“法兰西之虎”的Georges Clemenceau等。
时至今日,这里的法国人已增长至9000人,也有自己的法国人学校,而米乐的三个孩子,也都是在新加坡法国人学校接受教育。他说:“所以说,当你在阅读那些手稿时,真的可以学习到很多不为人知的东西。”
历史书前景茫茫?
历史书不只描述历史,有时也为未来提供宝贵的意见。
EDM最近就出版了《新加坡生物多样性:自然环境与永续发展百科全书》,这是本地首本全面探讨长达200年新加坡自然生态历史的参考书,不只记录了本地自然生态运动的崛起,也探讨我国未来应该如何善用自然遗产。
但当话题转到出版业自身的未来,拥有40多年经验的米乐却耸了耸肩,摊开双手直截了当地说:“我不知道。”
在今日的网络时代,越来越人开始选择下载电子书,书店相继倒闭关门,出版业也是岌岌可危。
米乐说:“十年前,音乐产业受到网络极大的威胁,现在已轮到出版业。这是一个颠覆过去的时代,变革步伐很快也很大。全世界的出版业都受到挤压,特别是出版旅游指南和百科全书的业者。没有人知道未来会怎么样,我能做的便是尝试调整和适应,摆脱大环境中的改变,并与它并驾齐驱。
“我希望到时还有人对印刷书有兴趣,还有属于爱书人的小众市场。”
眼前的那一本本新书散溢着淡淡油印的雅香,伸出手翻着它,可感受弹指间页页的清凉。或许,我们所熟悉的这种味道和触觉,正是米乐口中那逐渐消失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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